1928年3月26日，据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一职的蔡元培倡议，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诞生于杭州，林风眠受命担任首任院长。蔡元培亲赴成立大典并发表了《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热情演讲。

　　在“介绍西方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这一学术主旨的指引下，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等一批教授以创造“新时代的艺术”为己任，勉力营造学院宽松与自由的艺术环境。林风眠曾经以为：“从个人意志活动力的趋向上我们找到了个性；从种族意志活动力的趋向上我们找到了民族性；从全人类意志活动力的趋向上我们找到了时代性。一切意志活动趋向，都是有动向、有方法、有鹄的的。把这些……再现出来，或者从不分明的场合表现到明显的场合里去，这是艺术家的任务，也是绝佳的艺术内容。”

　　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艺术必须要有“个性、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是“表现人的思想情感的；形式应该服从内容的需要”。而林风眠本人的艺术创作，无论是早在1923年的德国创作的大型油画《摸索》，还是回国后的《民间》、《人道》、《人类的痛苦》，都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表达着中国人民痛苦、抗争与追求的精神现实。

　　事实上，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之时，即力倡“学术公开，思想自由，文学与美术上现实派与理想派兼收并蓄”。而林风眠以及他的教授同事们，和当时经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潮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洗礼的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痛恨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野心和封建统治的腐朽无能，他们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积极追随者，也是其“艺术救国”思想的亲力实践者。虽然在艺术思想和表现方法上受到欧洲印象主义及其之后的各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是在艺术的创造中，学院的教授们却大都重视现实生活的反映，积极主张艺术表达的自由。

　　正是在国立艺术院的这样一种“崇尚理性张扬、个性化追求和多样化创作”的、极具“诗性”气质的思想与艺术环境中，面对着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的时代命题，姚馥（夏朋）、沈寿澄、刘梦莹、李岫石、何浩、陈得位、陈卓坤（广）、季春丹（力扬）、陈耀唐（铁耕）、蒋海澄（艾青）、陈瑗、胡以撰（一川）、沈福文、徐正义、李可染，以及杨澹生、王肇民、于玉海（海）、汪占辉（占非）、张眺等一大批青年学子，怀抱着同样进步的艺术理想与社会抱负，分别通过国立艺术院1928年与1929年的招生汇聚到了一起。他们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会，特别是在鲁迅先生的倾力引导之下，积极投身于“为人生而艺术”的、强调现实主义关怀的“时代新艺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之后发展成为了“新兴木刻运动”中的重要骨干。而以其为主干创立于学院的“一八艺社”、“木铃木刻”等进步的艺术团体，并使得国立艺术院成为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具有着无法替代的先发性优势与独具一格的奠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