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伴随着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版画系随学院自外西湖迁至南山路新址。1958年，学院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师生随之投入到了“大办工厂”、“大炼钢铁”、秋收劳动、田头教学，以及为讴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多快好省的创作”、大放“美术卫星”的热潮中。至1960年冬，学院教学秩序渐趋稳定、学术气氛亦日渐回复。1963年始，为响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版画系师生又分别于当年10月、次年4月与11月共三次分赴浙江诸暨、上虞、萧山等地参加“社教”、“四清”等运动，教学秩序重新被打乱。但是版画系的师生们，依旧保持着对于社会主义祖国和艺术的一腔热血，一边劳动锻炼，一边学习创作。1964年，张漾兮因病离世，赵延年代版画系主任之职。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场政治风暴同样横扫了作为新中国艺术摇篮的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学生张永生成为了全省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省联总”的首脑，并兼任学院“革委会”主任要职，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捣烂”，正常招生被迫停止，版画系建制被取消。1971年7月，学院曾定址桐庐阳普大队，南山路校园里的版画系人去楼空，一片荒芜。

　　发生于1957年至1976年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使得版画系的许多教师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也给新中国的版画教育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张怀江在“反右”运动中即受到错误批判，到1979年方得以彻底平反，失去了他生命中长达22年的艺术创作的黄金时间；赵延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反复批斗，并被关进“牛棚”；赵宗藻被认定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画家，被迫搁下了刻刀。还有丁正献等一批先生，也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起步不久的新中国版画教育事业举步维艰，版画系的历史，亦由此留下了沉重的一页。

　　其间，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为了政治的需要，学院承担了多项“社会主义教育”的宣传创作任务，版画系师生同时参与制作了大量的版画和宣传画作品。作为当时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些作品大都带有“三突出”、“主题先行”等艺术教条主义的色彩。今天，当我们回首往昔，无不为新中国版画教育事业的折翼以及先生们的沉冤感到痛惜。而这些作品，则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动荡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