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年岁不大，但在自己并非十分漫长的求学和研究道路上，我却有过一个小小的阶段性收获：从近10年前成为硕士生之日起，我便意识到专业化的工作需要向设计及造型艺术领域“回归”。读者或许觉得古怪，“难道你不是一直从事着现在的‘专业’吗？”

　　必须坦言，相对于将来，这恐怕只是“阶段性”的所得。因为就理论思辨而言，最终的指向可能更多还得是所谓“文学化”的。换句话讲，从研究的评估角度说，“理论”的文学化、哲学化是其必然的高度。不过，对于“设计”，其判断好坏的标准除了“合理”、“实用”外还有一项，借助最具特色的中文语汇来表达，便是“鬼斧神工”。于是，你无法，更没有条件，对“神”、“鬼”进行“度算”吧。或者，可以这么看，“设计”的“能耐”也许真的更着眼于超出人们的一般理解，即在日常化的具象造物上竟又能实现出人意表的高深与莫测。

　　不过，正是这样，它也就容易陷入那种“不可知论”、“神秘主义”的范畴。我也曾介绍过，此类情愫在中国古代造物的绝佳例子，不是什么刀剑和碗筷，倒是我们见怪不怪、甚至多少有点儿既爱且恨的“方块字”——起码在王权时代，它作为信息的根本载体，是被人们自觉地赋予了“鬼神之气”的。

　　绕了一圈，我的“回归”很自然地转到了对“字”的研究上。当然，我的思索也尽量不囿于书法，或者甲骨、简帛文字。更特别地，我从造字、写字出发，倒总想试着探寻设计的某些可能运行逻辑，即人类如何表现并接受这种抽象与具象共生的综合体，继而令其拓展为生存、进化所依凭的工具，并成功地将文明推向集成化的巅峰。故此，“文字”的诞生在我眼里构成了人的设计行为的本源，是最近于“大爆炸”开端的那一簇至为紧要的火花。但，迄今，还有另外一个侧面我未曾议及，即“字体”。显然，这个问题无法在短短几篇文章中全面铺陈，我倒更愿意重申些基本的态度。

　　比如，“字体史”、“字体学”的探讨在启功先生之后，似乎已再难寻得些特具深远影响的成果。进入新世纪，字体的表现力和审美价值于国内也更加从多元走入垄断。我们的日常书写，已在某些功利元素的牵制下被几种并不“健康”的字迹所牢牢左右——好坏的标准从中而生，美丑的尺度由其而定。大多数的使用者、评论者，早已默认将“字体”问题等同于他们往往所不自知的“伪书法”问题。

　　据我和不少设计者的理解，“字体”最核心的价值却不是“书法”的，而是实际阅读的。更明白地说，作为观念传播载体的字体及其设计，其好坏尺度的拿捏，所强调的是要懂得如何于更规范、标准的“可读性”上做文章。只有如此，人们也才能意识到，书法的所谓“无穷变化”更多反映的是创作的个体性，而字迹、字形的“无限合理”恰恰又是基于公共价值的艺术化传递及其应用效能等的多重叠加。

　　如此，我们重新思考字体的复杂和单一，似乎便能有新的领悟：草率地强化应用文字表现手法的多元，甚至以行政手段盲目推动字体、字库产业的发展，在华语及东亚文化圈着力于意义不高的“字体攀比”，都将造成社会资源和成本的过度消耗；而刻意推布书法的审美功能，并在设计领域以“书法性”作为字体研究的根本动因，这又将令字体的科学价值弱化、丧失，最后却“成就”了那种人造的混乱与冒牌的“设计玄学”。

　　从我求学至今，可谓全面经历了世纪之交我们对于“国故”的新一轮反思与整理。表现于字体上，就是在国家干预逐步退出的情况下，字体设计企业作为肩负社会责任和文化再生的新力量时有出现。那么，除了面对民族文化受到威胁等严峻问题，我倒也不认为跨国、跨洲的字体设计交流、借鉴与交换有什么特别的不妥。从科学性的角度论，并非只有华人才能设计出独具良好阅读性的印刷汉字。我们需要有自己掌握的字库，但我们更应虚心学习那些能令人类良善的共性价值升华的真科学。

　　而真正可怕甚至可悲的却在于：因着字体设计一类细碎得恐怕永远登不上“国是”门庭的边缘行业。我们的规划者、建设者便将之斥为“小道”，仅在需要应景时方肯急急想起；而作为汉字的母国，我们却因集体的“不能免俗”令字体的存续只能仰赖国外的支援，并放弃对本土优秀从业者必要的帮扶，最终，心甘情愿地丧失“新汉字”那独立、自由且有尊严的创造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