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妻弟郗昙收藏有大量右军墨迹，死后以之殉葬；晋末桓玄雅好王书，兵败后将所有收罗投之于江；梁武帝以帝王之尊搜访羲之书法，江陵陷落后被梁元帝付之一炬。“承圣末魏师袭荆州，城陷将降，乃聚古画法书典籍二十四万卷焚之。”（《南史·梁本记》）

　　北宋皇室收藏经过颇具艺术特质的徽宗赵佶之扩充，可谓达到了极至，金兵铁蹄下，同样澌灭无迹，化为乌有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而贵为至尊的钦、徽二宗在受尽煎熬、斯文扫地后，客死北国。这样的故事，宋之前屡见不鲜，宋之后史不绝书。“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也。”（王船山语）老子所言“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信矣。

　　纵使没有兵燹战乱，文献之存又谈何容易。隋僧智永用30年时间，摹写真草《千字文》800册分赠浙东各寺院，到如今只剩存两册了。据《宣和画谱》所记，当时尚有唐画家李思训画作17幅，至清朝时，乾隆仅搜罗到一帧未必是真迹的《江帆楼阁图》。就连赵明诚和李清照合作的《金石录》，也难逃脱逸失的命运，此书早在南宋时即有龙舒郡斋刻本，史称“龙舒本”，但至清初时仅剩下了10卷，冯文昌为自己能藏有残卷《金石录》而自豪，还自治了一方“金石录十卷人家”的闲章。

　　1932年，日寇在上海闸北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近代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夷为平地，损失巨大。后来，日本浪人潜入商务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包括张元济涵芬楼收藏在内的3203部、29713册及未及编目的扬州何氏4万余册古籍、2641种、25000册方志等，瞬间毁于一旦。事后张元济叹道：“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50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这场浩劫。”（见《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社1998年10月版）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国祚将倾，安有古物之祜。

　　于右任先生的金石收藏也颇丰，搜集有北朝墓志达300余方，其中有夫妇成双者7组，由此还将书房命名为“鸳鸯七志斋”。适逢战乱，狼烟侧畔而用心在故纸，辗转各地，箱中非金银细软，却也放心不下，于是每每需通过老部下杨虎城等人动用军车专列运送之。如此，其收藏才得以苟全于乱世，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特别了。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孤岛”，古籍文献流失严重。郑振铎缩衣节食，多方筹款予以抢救，其在《劫中得书记》中曰：“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古物之憾在于散落各处，极易零星渐尽，敛集一地，却又难逃陨灭命运。无论哪种形态，似乎消逝宛残霞、徂谢若岁月的定数是其共同的取向，那不叫悲壮，是规律。当代大收藏家张伯驹深谙这一规律，于是才有了“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的名言，这样的感慨不知与王羲之《兰亭序》所言“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是否一回事。收藏之举，心为物役，藏之何藏，藏之欲念也。一旦物散，心神恬释，坦然如易安居士者毕竟不多，“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故大藏家称过眼了经手了，即为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