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教师节来临。从教15载的我，越来越能深切体会教师这个职业“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艰辛，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论语》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压力。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我还在路上。

　　每当此时，我总是想起导师潘公凯老师对我的教诲。也许一代代师者就是这样从他（她）的老师身上找到前行的指引，薪火相传，才构筑成了学院绵延不绝的精神学脉。

　　十几年前，我有幸成为老师的第一位硕士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心情可谓忐忑。老师跟其他的美术史论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是画画出身，而后又从事美术史论研究工作，正像他自己所说“我的画当然是画家画”，也就是与搞美术史论再去画画的不一样。我记得在入学考试面试时，他拿出一大叠的艺术作品图片，让考生评述。这说明他非常重视美术史论研究中的实践基础，也就是对艺术作品的感受力和理解力。古代的美术史研究者或写作者，多集鉴赏家、画家或收藏家于一身，像张彦远、董其昌等人，而现代的美术史论研究者，多为人文学科出身。不同的着眼点会带来研究切入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

　　私心以为，老师的美术史论研究理路，最突出是两点：一是宏观性，二是当代性。所谓宏观性，就是无论是研究美术历史，还是美术理论，他都主张以历史发展的宏观的角度进行观照。所谓当代性，就是他主张我们的研究应该有针对性，能对当代的艺术创作产生启发。这两个理路的渊源正在于他对现代中国画的发展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有身先士卒的担当。他希望通过他的史论研究和绘画实践，为现代中国画的发展找到一种策略和道路。“策略”这个词，是他思考最多的，也能经常从他的论述中听到和看到。包括他后来花费十多年时间所投入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研究课题，也与他一贯的学术主张一脉相承。薛永年先生曾评价他是“有雄才大略和整体洞见的理论家”。 老师的高瞻远瞩和学术使命感，对我们学生影响很大。

　　然而，老师平时在指导我们时，并不是那种高谈阔论型的。他总是先耐心地听学生的研究心得和陈述，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的学术文章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记得他曾跟我说：“每写一句话，都要说得非常到位，不能含糊其词。”（大意）这句话到现在还在指导着我的写作。而且，老师还强调学习要“悟”，要“取法乎上”，看好的东西，要多结合现实进行思考，然后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以自己举例，在上世纪80年代美术理论大争论时期，每次研讨会他都会默默地听，然后回去思考，待到下一次会上，他的思考往往能一语中的，语惊四座。

　　应该说，老师的治学是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老师还将理论、实践与他的美术教育事业和美术教育管理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人、治学、治世，在他身上是统一的。我刚入读硕士生不久，老师就出任了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行政事务非常繁忙，见他一次多少显得不易。在我的记忆中，还清晰地留有我走过原美院行政楼那狭长而幽暗的走廊去面见老师的情形。老师在工作中是那样认真细致，什么事情都要尽可能做到完善，而且不厌其烦，亲力亲为。他克服困难的果决，超越生活的意志，常人难望项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繁重的行政事务之余，他永远保持着宁静、淡泊、超越的心态，这正是他的修养和境界所在。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能够有那么一段集中的时间追随老师学习。虽然后来老师在京城，我在杭州，彼此见面机会少了许多，但老师教诲的点点滴滴，都已融入我的工作中。甚至我觉得这些年我致力于设计史论的研究，也部分地受到他重视和着力在美院发展设计教育的影响。所以在第2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要衷心地祝福：“老师，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