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我知道丰子恺这个人应该是很早的。家里麦秸泥抹的竹楼上黑乎乎的，放着两只大纸箱，里面是一些落满了黑色油腻灰尘的书和杂志。丰子恺的画就是在一份杂志的封底上发现的，好像是北方的一家杂志，画的是几个人在野外放风筝，春色在麦地里游荡，盎然闲适却生机勃勃，放风筝的人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好像还有戴红领巾的。画画得太清新了，又传神又简洁，却没有面目，虽然没有面目，但是人的神情已经全有了；色彩淡雅，情绪宽和。看目录，知道封底的作者是丰子恺。现在回忆，这份杂志应该是《文学知识》。

　　下来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杏园上学，买到新出的《缘缘堂随笔》。读，感到了丰子恺对日寇的仇恨，也很可惜缘缘堂的被毁，但是文章中印象深刻的还是逃难，一夕三惊，对抗战中人民苦难的感慨和不屈精神的钦佩，也知道了丰子恺在那时已经享有了广泛的社会声誉，被很多喜欢艺术的绘画的人所热爱。尤其是他把马一浮给他的信的封面的笔迹很敬爱地做下来，制成了他的名片，使我心里又感动又新鲜，这也是我后来把张中行先生给我的信封上的手泽复制下来印成我现在的名片的来历。再就是1989年我调回原籍，蜗居在僻背的小县城了，却意外地得到了一套精装本的《丰子恺文集》，印刷得算是精美。等到1997年底再折返西安，有一天又在书店碰见一套《护生画集》，装在一个粗糙简便的纸函里，定价本就不高，再加之又打了折，就更便宜，不犹豫地就挑了一套簇新的买下。回家了，有一阵就放在床头，随手翻翻，觉得还是画得好。能把漫画画得这么典雅的，充满了人生的气息和童真的美善的，那种对生命的珍爱，战战兢兢的维护，恐怕找遍世界，也难于找出第二个吧？

　　去年，我又在西安朱雀路意外地得到一方砚，砚材是端石，椭圆，砚池带着蟹红，还算是润泽，铭是丰一吟的，楷书“三宝弟子 豊一吟敬书”，写得端端正正、朗朗阔阔的唐楷，砚周围有磕碰过的坑洼，看砚池，有墨锭磨过的痕迹，是用过了的。当时拿下的时候就疑惑，丰一吟也没在西安生活过，没落难到过西安，这方砚怎么会在西安现身？直到现在也没分辨出来真赝。如果赝，就不用饶舌了，假若真，则应该是丰一吟——现在也应该叫先生——小时候练字用的，或者那研墨的痕迹就是丰一吟先生磨出来的也未可知。但是读《我和爸爸丰子恺》第二章知道，丰一吟是1989年才接受新加坡广洽法师的示意拜广洽为师皈依佛门的，加之砚没有镌刻时间，所以这方砚石就不可能保真了。

　　丰一吟是丰子恺先生的小女儿。在丰子恺先生的儿女中，似乎只有她继承了乃父的衣钵，画画、写字、翻译。现在读丰一吟这本《我和爸爸丰子恺》里《六年“华屋”》一节，再对照丰子恺的两篇原文，心里一下子就受了触动，父女为造屋——缘缘堂——的那一段对话，和父女的心理活动，如风拂过我的心，竟然也生出芽子来。我甚至想起了我们在韩伍桥的老屋，然后是父亲1970年盖的新房。家里很困难，可是原来在堡子中央的那一间房已经不能再安顿下一家三代七口人，父亲不得不在堡子西南角的老炮台盖了这三间瓦房。2009年，父亲又把这瓦房拆掉，鼓了一把劲盖起现在的楼房，还是三间，可是三间三层，耸立之势令人精神一震。我当时回家，对老房颇有些依依不舍，就专门拿了相机，把一家人栖息了近40年已显得有些老旧的房子拍了下来，当时退休了的父亲还在门口干着活，母亲的身影闪在门里。门前那棵柿子树已经长得很繁茂了，不只是果实累累，也荫凉庇院，伐去了令人心里不忍。这时的父亲刚好70岁，父亲在他70岁的时候硬撑着又盖了一回房。想着自家的老房，再回头读丰一吟叙述她的父亲造缘缘堂的纠斜，真是钦敬了丰子恺正直的人格和毫不苟且的教育。当然还有特别的细节，譬如刻“春晖”二字的印章，用红色盖在每一个馒头上，抛掷给前来看热闹的人们。原来桐乡有“上梁”这一天做“上梁馒头”的风俗，丰子恺为了感念母恩，纪念已经长眠地下的母亲，才刻了这枚印章，用唐人的诗意，切切地表达他对母亲的缅怀。毕竟是丰子恺，不一般。丰一吟把姑叫姑妈，我就想起我家七七也一直把她的姑叫姑妈，但是关中人一般是不这样称呼姑的。读丰子恺的缘缘堂文字，再读丰一吟的缘缘堂，缘缘堂里的樱桃、葡萄、芭蕉跟丰子恺就更鲜明地立在面前了。.缘缘堂的堂名，是弘一大师1926年为他的这位弟子取的，名字取定后，弘一大师将之写成一纸横幅，丰子恺装裱起来。后来，新屋的厅堂大了，就另请马一浮先生题了匾额。现在想来，只是这两个匾额，也已经令人企羡仰止不尽了。

　　从丰一吟的这本书还看见了许多人的真容貌。刘质平的照片就一直没有见过，这次就在书的第7页上看见了1918年“弘一将入山修梵行偕刘子质平丰子子恺摄影戊子四月十五日”的照片。师傅坐在上首，两个得意弟子分别坐在脚底，刘质平在左，丰子恺在右，都很严肃。弘一垂眉低目，两位弟子却是目视前方，刘质平清秀些，丰子恺雄壮些。第183页也还有一帧1957年丰子恺60大寿时他们众亲在丰寓的合影，竟然有39人，真是一个大家庭。185页又有一帧1956年11月和内山完造一行人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合影，一排8人都穿得很整齐，内山完造戴一副眼镜，很文弱雅洁的一个老人了，丰子恺高个子，一领淡色的围巾，左手提着一根拐杖，想必这时的气温已经冷下来了，他们穿的已经是御寒的冬装了。原来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看见这帧照片，我就想起前一阵“五·一”节在上海大陆新邨又拜谒鲁迅先生故居的情景，当时我和七七，另有两个日本人，看来是一对夫妇，不会说中国话，因之导游小姐就拿英文给他们介绍，他们很严肃地倾听，从头至尾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很轻地点头。

　　对丰子恺的事，也是愿意知道得多些。1960年6月20日，上海中国画院成立，他是第一任院长。读这本书也才明白，他当时担任院长，在他自己是很不情愿的，并且他担任这个院长，也是因为当时摆不平，他即使担任了也不去坐班，自己再三坚持不领工资，最后定的是每个月工资220块。而在这之前，丰子恺一直靠的是稿费维持家里的经济开支。他和周恩来同龄，1966年文革开始，他又落难了，1974年，钱君匋访他，手持一本册页，说是有人要他画一幅，他就画了《卖花人去路还香》。这幅画惹了祸，养病期间也得接受批判。即使如此，求字求画的依然甚多。1975年9月15日去世，就在去世前一个月，一直挂在他身旁墙壁上马一浮的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忽然掉了一联下来，展开一看，是下联“日月楼中日月长”。原来，“日月楼”是他居住了21年的楼房。宋人很相信谶语的，这岂不是一联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