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去广州出差，办完公事，我小心地给华南师大湖北籍美术批评家皮道坚发了个短信，大意是：我从武汉来，对美术批评很有兴趣，很想请教一些事情，不知道先生有时间否？后来，我把这个开场白告诉一个朋友，他说现在社会上的那些名人都忙着走穴，人与人的关系很微妙，谁会花时间去理一个不熟悉的晚辈。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天后的夜里接到皮先生电话，简单的寒暄过后，我们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皮道坚老师的家，除了客厅悬挂着两张当代水墨画作（刘一原、魏青吉作品）和几只布满岁月残缺的陶罐在提醒主人懂一些艺术之外，一般不了解的人无法从这些信息中将主人的身份和环境联系起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和自然。

　　我提出现在美术批评家的文章越来越难读，包括各种艺术出版物上的文章，语言生涩、陈述繁复，各种生僻词汇的运用，让人看不明白。皮道坚对此也有同感，他认为现在的美术批评家和策展人受市场制约，很多人的心思已经不在学术本身。他还谈到近期美术界对瑞士人乌里·希克捐画事件过分争论和指责毫无意义，应该从学术层面放长远去看。“即便目前我们的学术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前景我依然看好”，“工业革命初期，社会上也出了很多的问题，暴露了很多矛盾，但你现在再来看那个时段，它也出现了改变社会格局的重要人物”。“和100年前比，今天无论是文明程度还是社会发展都进步了很多，也有些类似，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但还是有真正潜心思考问题，研究学问的人”。

　　我一直认为，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必须熟识艺术史，并且要形成自己的艺术史观。这样的艺术家对待创作就不再是对过去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当下和未来的诉说。当我问到“哪些作者的《美术史》值得一读？”皮道坚指出：“所有版本的《美术史》都是有缺陷的，最好的办法是多读几本不同作者著写的美术史，对照着理解。”后来我在查相关资料的时候了解到他和邵宏出版过一本《中外美术简史——艺术教室》，但他当时并没有推荐给我，由此可见他开放和包容的学术态度。

　　对于我感兴趣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湖北一批重要的批评家、画家为什么集体出走，是怎样的时代背景和主观抉择？”他结合自身谈到：“既有时代政治等原因，又和自身的选择有关。1987年《美术思潮》受外部的种种压力被迫停刊后，武汉当时那股宽松包容的氛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那批以《美术思潮》聚集起来的批评家和画家处处受到压制和排挤，思想无处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受南方城市对内地人才宽松政策的吸引，也是这些艺术家离开武汉的重要原因。”由于皮道坚个人魅力，华南师大一时成了武汉画家出走南方的重要选择，画家尚扬、李邦耀、袁晓舫、方少华、石磊，批评家黄专等一批活跃在“85美术思潮”时期的活跃分子先后来到了广州（画家刘子建、郑强和批评家鲁虹、严善淳等到了深圳，批评家彭德到了西安，画家曾梵志去了北京）。可以说，今天活跃的美术批评家，从湖北走出来的占了不小的比重。就综合修养来看，湖北批评家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作为共同的记忆，他们经历了‘85美术思潮’，参与了《美术思潮》的编辑。在那个思潮涌动的年代，各种新的思想在武汉碰撞交融，延伸至全国。90年代湖北批评家和画家的集体出走，让这座昔日辉煌之城顿时显得有些寥寂。钩沉历史，英雄不在，如何重塑希望再造辉煌成了很多青年艺术家的梦想。湖北从来都不缺少优秀的艺术家和孕育他们的土壤，但湖北终究留不住人才。皮道坚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楚地人才都在异地发光，成就了一番伟业。‘唯楚有才’、‘楚才晋用’是与楚国有‘地缘’关系的两个典故。一褒一贬，既道出了楚地藏龙卧虎的繁荣景象，又折射出楚国人才流失的深刻教训。”

　　批评家的最大成就感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准确预见，在人们不清楚谁是“人物”的时候，他发现了人物。1990年，还在湖北美术学院上学的曾梵志有一个疯狂的念头，他要在湖北美术馆举办一次个人油画展。对于还在湖北美术学院上大三的学生而言，这个想法有些异想天开。他拿着作品找到皮道坚和尚扬，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时，他从自己家里拿出1000元钱，制作了一本有模有样的画册，还精心制作了自己的双语简历（虽然英语的翻译水平类似小学作文）。这生平第一个个展上的40几件作品，都是曾梵志挤出课余时间创作的（当时美院的学生经常要去体验生活，画些言不由衷的牧女和羔羊），但他迷恋德国表现主义的风格，因此作品大多是类似杜布菲、德库宁或者贝克曼风格的作品。展览开幕不久就因为有人以展览主题不健康为由向宣传部门举报，结果展览在没有正式展出前就被查封，公开展览只办成了一个内部观摩的展览。当我和皮道坚聊起曾梵志在武汉的第一个展览时的背景时，皮道坚拿出当年为曾梵志展览所写的前言《早熟的单纯》，这篇发表在1991年第一期《江苏画刊》上的不足800字的文章成了曾梵志绘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栗宪庭就是看了《江苏画刊》这篇文章后开始关注曾梵志，在1991年的夏天，栗宪庭看到曾梵志的《协和医院系列》后十分惊喜，立即就把曾梵志纳入当时他正在筹备的“后89艺术大展”之内。这个展览构成了日后中国当代艺术群体性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事件，初出茅庐的曾梵志和很多已经小有名气的画家借此展览被推到了当代艺术的前沿阵地。如今的曾梵志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跻身世界前沿艺术家行列。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湖北武汉，是令很多艺术家向往的一片热土，不仅因为这里有宽松的学术交流氛围，更重要的是这里活跃着一群年轻且充满激情的美术批评家。由于美学热、哲学热的兴起，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在这里互相碰撞，相互促进，使得武汉一时成为“85美术思潮”的策源地。理论先行，造就了湖北艺术家在观念上的不断更新，使湖北一时间出现了很多在油画、版画、国画、雕塑等方面影响深远的画家。促使我拜访皮道坚的直接动因是看了黄专的《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在本书中他谈到：要了解湖北80年代的美术，最有发言权的有3个人，一位是周韶华，一位是皮道坚，一位是彭德。周韶华是我非常敬重的画坛前辈，80年代湖北能有那样宽松的艺术氛围与他在湖北省文联任职多少有关。他是一位思想开阔，德高望重的画家，又是一位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红军，在那个思想要求高度统一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能不断地突破自我，高举“创造就是生命的张扬”的旗号，确实不易。作为湖北美术界灵魂式的人物，其大胆的创新精神一直激励着年轻一代画家；彭德曾任《美术思潮》的主编，从编辑方向、刊物定位上都做了关键性的决策，彭德行文诡异，叙述有理有据，常有奇文问世。调任西安美院后，深居简出，我行我素，写成《中华五色》，引来无数赞誉；皮道坚作为湖北美院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一批美术理论方面的研究生，《美术思潮》的副主编，见证了“85美术思潮”从高潮走向低落。调任华南师大后，皮道坚积极地介绍湖北籍优秀艺术家到广东一带发展，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创作环境，华南师大无形中成了湖北优秀艺术家在广州的聚集地。

　　1979年当38岁的皮道坚在康师尧和刘一原的鼓励帮助下，考上湖北美术学院阮璞先生研究生的时候，他的人生命运从此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这种改变仿佛也让我看到了希望。离开皮道坚家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本自己的批评文集，并告诉我其《楚艺术史》马上要再版了，出来后再寄给我。他问我：“为这么你对美术批评这么有兴趣？”我说除了兴趣，自己身上的理想主义情结很重。他说：“激情能持续多久，一个人就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