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界物种丰富，但据说只有人懂得回忆。人是有思想的，我们不仅憧憬将来的美好生活，有时也不由地思想过去，想过去最方便的方式就哼哼过去的歌曲。在一个国家经历地覆天翻的时代，你几乎已经见不到昔日的“物质”了，只有这“抽象”的音乐还能让你“具体”地想见当初。

　　一个人假如遇到苦恼忧伤的事情，唱一首悲歌可能能排解自己的忧伤；遇到高兴的事情，哼两首小曲，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愉悦心情。我爱哼哼的几句歌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时我在村里当广播员，一打开喇叭就会响起“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再过二十年我们……”，一听见这首歌，我心里就会想到毛泽东说的“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连三四点钟的太阳都算不上，没有光芒，就算是有光芒也不是自己发的，是在别人的照耀下沾染了一点点而已。别人都需要下地，成年男人一天才拿10工分，妇女拿8工分，未成年的孩子拿6工分，我在广播室放放喇叭就有成年男人的待遇，这是有赖于跟我家关系不错的村干部的关照。

　　再后来，就听到了《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大概是1981年。表面上讲的是田野上的希望，其实说的是国家的希望，但我喜欢的恐怕是那歌中流露的自然界中万物蓬勃发展的气息。那时提出了国民经济要翻两番，我想，兜里装着一块钱，到世纪末，就会变成四块钱！其实哪有那么简单。现在打牌也说翻番这事儿，是需要出大牌的。

　　没过多久，我坐在放着“靡靡之音”的列车车厢里，由定兴来到了石家庄。其实什么叫“靡靡之音”，也无非歌曲里少了一些亢奋，就好比和朋友聊天时，言谈间少了些革命口号，多了点你情我爱。但喊习惯了革命口号的人已经不习惯好好说话，邓丽君唱的《小城故事》、《何日君再来》都成了扫黄打非的对象。也不知到那些执法者把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扔到哪里去了。

　　不过，当时社会上有种学习的热情，就连一般的工人都参加夜校什么的。在农村种了一辈子地的家长们也意识到，父辈种地，孩子们没有太大的出息就只能种地。为了缩小城乡差别，读书上学是唯一改变孩子命运的机会。对于离开了农村的我，晃荡在街上收破烂、卖鞋子，在工地上打工，看着别人夹着个饭盒去上班，心里也有说不出的羡慕。于是，就找到群艺馆的老师学习画画，画了一段时间老师对家里说：这孩子不太适合画画，还是干点别的吧。我听到了以后很懊恼，自己好像就对这个感兴趣，却又不具备学习的天赋。难道就真的不学了吗？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原因是母亲他们都从老家来城市了，我也向往城市的生活，只有通过考学才能变成城市户口。但是，考文理科我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还是坚持学画画吧。偶然一次翻杂志，看到梅兰芳学艺时，他的举止形态也都不符合一个演员的要求，可经过自己的苦练，后来还成了京剧大师，我为什么不能试试呢？人们都说，笨鸟可以先飞，不过我认为，是笨鸟还是巧鸟，只要是飞翔就好。

　　不过思想的禁锢总归是会被打破的。1984年，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正流行，《霍元甲》的主题歌也随着电视剧红遍全国，那是一种既合乎爱国的大义又曲调上口的新形式。对我来说，对黄山、黄河、睡狮、巨龙代表的爱国气概带来的感动大概也有，但是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好听，年轻人听了热血沸腾。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积极向上”的歌曲对人思想的影响，跟听“靡靡之音”是不太一样。当时正在石家庄二中学习画画，画画是我自小一直喜欢的，可一进行素描、速写什么的练习，发现和自己小时候描只老虎画个关公那感觉不太一样，这种学习更具有规范性。后来就进了河北师院办的美术班，结果在高考的时候还是落榜。来年又在石家庄四中补习文化课，在四中学文化课更是痛苦——多年没有上学了，就算上学的时候也没好好上过课。所以，挣扎在对上大学的渴望和学习的痛苦之间，也尝到了《童年》里“每天睡觉前才发现作业只做了一点点”的感觉，也有过《我想唱歌却不敢唱》的压抑。

　　也就是在这些歌声中，1985年我上了河北师大。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是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可我一点这种感觉也没有：上的是师范，将来肯定当老师，一入学就听大家说“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之类的话，好像还不如上个美术中专什么的！连戴校徽的勇气都没有。好在大学的校园生活还是沸腾的，校园的大喇叭里常放着《热情的沙漠》、《成吉思汗》之类的歌曲，许多有社交能力的同学参加诗社、书法社、舞蹈社之类的社团，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可能因为自己比较内向，家境也不优越，总有种自卑感，晚饭后，有的同学去跳舞了，有的去谈朋友了，我只能在画室里闷头画画，其实现在回想，不是刻苦，只是出于无奈吧。

　　1986年，上大二，当时正流行《一无所有》，我们也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自己的青春和朝气。有些同学开始搞些装置呀、现代艺术展览之类的事儿，还有些人跑北京买些弗洛伊德、叔本华、庄子之类很高深的书，他们说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就可以反映出人的本质；搞艺术的不读庄子永远是搞皮毛。后来我也偷偷买了一本《梦的解析》放在枕头边，可一翻就犯困，一看就想做梦，更没好意思跟同学沟通过什么精神分析。那年春天我们去十渡写生，路上坐火车，我晕车，把自己的肚子也吐得一无所有了，那时真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写生回来，在北京倒车。虽然北京离我家乡很近，但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在那儿我看到了李可染和吴作人的展览，第一次见到李可染的画我就很喜欢，喜欢他那种厚重、质朴，这可能对我以后画画有点潜移默化的影响。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歌儿唱过的时代是国家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我年轻时内心冲动的时代。时至今日，嘴里喜欢唱的，也还是那些歌儿而已，似乎总离不开那个年代。昨天要填张表，一不留神，我又写成了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