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剑认识前，先闻其大名。

　　我友张文茂是江西广丰人，经营多年，事业有成。他说从小很早辍学，仰慕文化人，喜欢与书画家交朋友。前年，在杭州灵隐景区白乐桥租一雅屋，专门供爱好书画的朋友做活动的场所，称“知乐堂”。他常给我提他们老家的大书法家杨剑。文茂在广丰也算名人了，是人大代表、企业家，在广丰几乎无人不识，但唯独无缘得识杨剑。说杨剑在当地很牛，只字难求。

　　过去，我曾在一些书法专业刊物上看过杨剑的书法篆刻作品，知道他频频在全国书法大赛中入展获奖，有一点印象。听了文茂君话，我便将他想象成一个趾高气扬的文化人，不好接近，架子不小。

　　2011年西泠印社吸收新社员，杨剑以全票通过被西泠印社吸收为新社员。当天，他来到了知乐堂，我才真正与他见上面。人逢喜事，笑容可掬，一团和气，他的形象与我想象的他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差不多一见如故。

　　杨剑君长我几龄，同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与他聊起来就颇有诸多共同的话题，对书法的认识，对当今书坛的现状看法观点便有了共同的感触。

　　没过多久，辛卯深秋，文茂君组织知乐堂写生采风团赴江西上饶地区的婺源、铅山、广丰等地作“饶州行”采风活动，与杨剑一起有了五天的朝夕相处，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对赣东北古饶州文化的熟知和热爱；他诙谐达观的性格，言谈举止透露出来的通达、机智的个性与涵养令我喜欢，遂视为知己。

　　杨剑的学书经历，与成功的书法家并无两样。他很小的时候就对写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和浓厚的兴趣，在他的读书工作中，始终将书法篆刻作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那个学习条件缺乏的年代，生活在边远山区小城的杨剑想尽办法寻找学习的机会，他遍寻字帖印谱，多处求师访友，像海绵一样吸取艺术的养分。

　　2006年荣宝斋出版的《杨剑印存》书后，有一篇杨剑的文章《学书杂记》，朴实的文字记录了他学书历程的点滴回忆和见解。在这篇文章中，我能体会到他学书的艰辛，窥得他最终取得成功的些许信息。

　　我常思考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书法家与70年代、80后乃至90后的书法家不同有哪些？相互之间的优劣在哪里？我有很多机会接触不同年代出生的书法家，他们风格、个性、观念、理想和追求的差异很值得研究与思考。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经历和见证了我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的瞬息万变，给这一代人提供了不同的发展空间，注定这代人的人生跌荡起伏，机会稍纵即逝，挑战与机遇并存，每个人都面临着人生极大的考验，其经历的丰富，注定他们的成长都有一部曲折的生长史，注定是有故事的一代人。

　　中国书法在上世纪80年代得以复兴，从此有了持续30年的“书法热”。这一场被称作“书法运动”是在自建国以来数10年文化断裂后的一种文化回归与觉醒的标志，人们试图利用书法这一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追求久违的心灵自由与文化价值。一些“文革”幸存下来的旧文人，成为这一场文化复兴的主角，成为人们崇拜的明星。这批老先生的学生们，大多出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文革”时期随先生们学习旧诗文与书法。在那个不堪回首、人性泯灭的时代，这批青年有着难得的道德自觉，他们随老先生们问学，没有一丝功利杂念，纯粹是对旧文化的热爱与向往。他们从老先生们身上不但学到艺术，更多是接受了传统道德、观念的熏陶，成为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津梁。

　　这批人将从前辈身上学到的知识和观念又传给了60年代出生的青年。我的同龄人，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因了爱好书法，幸得老一辈旧文人的教诲，在新时期文化觉醒和振兴到来时候，得到了发挥才能的机遇，这是时代的眷顾。大都60年代生人的书法家因书法改变自己的人生，确定自己的事业，成为命运的宠儿，这是当初学习书法所始料不及的。

　　杨剑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在广丰这个偏僻山城，他开始就追随当地的先贤胡润芝先生。胡先生对古文字与金石学颇有造诣，诗书画印俱擅，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旧式文化人。杨剑在他的指导与影响下，一开始便有一个高的起点，开口奶便吸得纯正。一路下来，他上溯书法源头，取法乎上，打下扎实的基础。他又广取博纳，虚心问学，遍访名师，不断接收营养。他曾得钱君匋、傅周海等名家的指授，成功便是功到自然了。

　　杨剑的学习过程和人生经历是颇具代表性的。大凡成就一个书法家，并非仅仅技巧娴熟使然，最根本的还在于学养，所谓“技乎于道”。唯此，笔墨才能传达艺术家内心的激情与理想。而“道”之根本不在于技，而在于识见、学养、胸襟、情怀。所有这些都要求书法家本人有丰富的知识、广博的生活积累，即古人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外，还要求书法家要有天生通达的禀性，融通、打通书本与实践，成为一个“通人”。这也许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些年轻一代书法家因为知识结构的单一和人生经历的简单，所表现出来的浅薄、浮躁的原因吧。或许正是这个年代书坛无法与民国时期那一辈书家无法比拟的根本缘由所在。

　　杨剑君的路走得正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