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花鸟画的出现和文人画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宋代文同、苏轼主张“不专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崇尚笔墨语言的意趣，强调寓意和抒情的形式，正好契合了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理想境界。因此主张以书入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的水墨为主的写意花鸟画，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水墨花鸟从代表中国上流社会知识精英的艺术趣味，逐渐为广大群众所欣赏和喜爱。当然，它的审美追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清末民初，海上画派崛起，改变了文人水墨花鸟画一统天下的局面。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从现实生活中吸收营养，借鉴民间艺术、古代碑文篆刻和西洋艺术，创造出造型大胆、色彩华美、雅俗共赏的大写意花鸟，给画坛带来了新的活力。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符合当代社会审美需求的写意花鸟画，在很多前辈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普及程度很高，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1946年出生的郭东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开始习画，历经40余年的勤奋实践和研究，在写意花鸟领域逐渐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艺术面貌，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重要展览，并被业界和广大观众广泛认可和赞赏。

　　郭东生的写意花鸟画给人鲜明的印象是感情纯朴、率真，写真性情，努力表现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传达新的感觉，艺术语言不落俗套，有新意。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既由于他有较为坚实的造型功力，更得力于他的文化修养。他曾师从名家晏济元、王子武等先生，在山水、花鸟领域颇有心得体会和实践成果。郭东生十分尊重传统，虚心学习前人的经验，但不迷信古人，有可贵的创新精神。因为他从实践中逐渐体会到，艺术创造中除了普遍性和共同性的规则外，个性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一直在自觉地进行个性化的探索，寻找不同于他人的艺术风格。

　　郭东生花鸟画语言的新意，首先表现在他善于在写生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不拘泥于客观物象在画面上的移植，不满足于花鸟的形似，在保持来自客观物象生动性的同时，努力创造出有艺术感染力的画面。他注重研究花卉和鸟类的造型特点，写形传神，如刻画小鸟寥寥几笔，趣味盎然。他重视中国画中“以书入画”的传统，讲究章法、结构，构图饱满，笔线洗练，留白恰到好处。如在《生命系列》中，老藤新枝重新组合，准确地表现出树杆苍劲与细枝柔韧的不同，功力不凡。他通过枝条的交叉、枝干的造型穿插，赋予构图以现代意味，再通过点苔、点花、点叶的分布，使画面点线面各要素合理搭配，相互呼应，产生韵味。郭东生的这种经营方法，接近现代设计的构成，与“六法”中的“经营位置”不谋而合。这说明他的创作能衔接传统和现代的表现方法，自立一格。

　　郭东生花鸟画语言的新意，还表现在对水分得心应手的控制上。他敢于和善于用水，用“撞水法”、“撞墨法”、“撞色法”等技法，使水和墨在相互融合、渗透和“破坏”中产生偶然性的效果，与未干透的墨色和枯笔留下的痕迹在若隐若现中交织，浑然又清新。与枝干呼应的花卉或树苔，则以色彩为主，色块和墨块在冲撞中交融，对比强烈，艳而不俗。他利用笔锋提按顿挫的变化，让观者感受到行笔的速度和节奏，挥洒出气韵贯通的畅快感。

　　郭东生对紫藤偏爱有加，《紫光系列》构图颇有张力，笔墨酣畅淋漓，藤萝丰茂水灵，描写藤枝的线条徐疾、舒缓的节奏把握得当，用笔泼辣豪放，用墨厚重凝练，墨色的浓淡、干湿、枯润互生变化，水墨淋漓，潇洒痛快。

　　郭东生花鸟画的语言新意，更表现于用色的大胆。浓墨重彩，不求淡雅，在一幅作品中巧妙地运用多种颜色的撞色，仿佛万花筒中的花花世界，缤纷斑斓，变幻莫测。紫色、蓝色、绿色的紫藤花和藤叶藤条攀枝交错，黄绿、橙色的花蕊穿插其中，点点滴滴、重重叠叠，色彩与色彩之间相互碰撞融会。趁湿用浓墨勾出的叶柄、花串、叶脉及藤蔓“亮点”部分，由于水分的作用，被紫藤中充足的水和色将墨线冲破，不可控的部分色墨互相渗透，流光溢彩，呈现出令人玩味的神韵。

　　郭东生是性情中人，他兴趣广泛，除钟情书画之外，摄影、种花、培养盆景，都投以热情。熟悉他的朋友说他作画是“兴之所至，任兴而为”。他创造的个性鲜明的花鸟画，正印证了潘天寿先生说的一句话：“有真情至性，而后有真风格。”（潘天寿：《绘画残稿》）

　　如果说传统的文人水墨花鸟画如一曲古琴，高山流水，悠远绵长。那么，郭东生这种色彩强烈的大写意花鸟，更像合奏的《百鸟朝凤》，既大方、热情、豪放，又轻松、明快、随意。这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声音，适应了人民大众的一种审美需求。

　　天赋加勤奋，郭东生的艺术前程不会辜负人们的期待！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