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书即文献”

　　关于第二场“‘学术引领拍卖’——陈振濂书法专场拍卖”，我在与陈振濂教授交谈时，发现他反复在强调的一个重点，是当代书法的文献性。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它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与兴趣。

　　早在清末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时，即有“我手写我口”之理念。其后梁启超的“新闻体”风靡天下，成为革命的先声与引领。胡适的倡导白话文成就了新文化运动，都是以切时、应世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书法在当代，关心的是技艺层面上的优与劣，却较少关注文化层面上的切时、应世的反映叙述记录表达之功，大都以古人诗词歌赋来应付之。但其实，书法既书写文字，本来就应该是当下的文献记录。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记录，历史学家有历史学家的记录，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记录。角度各不相同，但作为特定的文献记录，则是没有问题的。

　　陈振濂教授既倡导了文人随笔札记、学者研究著述、社会新闻记事、金石拓片题跋等种种不同的“阅读书法”之表现，对自己的书法创作的文献性自应该不再视为畏途而退缩回避，也不再认为它是禁区而不敢僭越。更不会觉得高不可攀而产生自卑心理。而是以黄遵宪式的“我手写我口”来平淡对待之。当然，既然已有长达5年各种类型的倡导，也完全可以套用一下黄遵宪的思想与说法：提出“我书即文献”。比如这次专场拍卖会上提供的拍品——“大师小论”10题论陆维钊先生的，当然既是当代的文献，是陈振濂教授之书法、又是当代史文献。又比如“颐斋论雅”10题40屏，当然也是最好的书法文献。

　　只要陈振濂教授坚持手撰文字而不是抄录，以他在文化界书画界的影响力和思想张力，那当然就是当下的第一手文献。在口述史学和当代新史学中，老百姓一张便条、一口话，都可以构成文献，陈振濂教授用他的学富五车倚马万言写出来的精美文字，却反而不能称之为是文献，岂非咄咄怪事？

　　书法除了艺术价值，走入市场后有了经济价值，现在通过陈振濂教授倡导的“阅读书法”，又走入文化与历史，从而有了文献价值，这对于书法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对于我们这场“‘学术引领拍卖’——陈振濂书法专场拍卖”而言，又是好事还是坏事？

　　——壮哉！陈振濂教授充满自信、又充满理性的“我书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