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五七”干校解散，张立辰回京，先就职于北京东城区文化馆，给文化馆的美术培训班授课。他克服教学条件的种种不足，并与刘汉、文国璋、张秉尧等先生一起探讨美术教育和国画创作的相关问题。在此期间，他们培养了大批的美术人才，有些还考上了专业的美术院校，后来又卓有建树，如李洋、王艳萍等。

　　教学之余，张立辰开始反思“文革”，他很痛切地遗憾十年“文革”荒废了太多的时间，拿出了在浙江美院读书时做的笔记重新研读复习，研究画史、画论，与画界的好友共同探讨中国画的发展和个人创作取向等问题。1974年，由于中学急缺教员，他调至北京市73中。但当时因为正处在张铁生交白卷和黄帅事件时期，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 “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学生批斗老师、教师不敢管学生的混乱局面。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张立辰便建立了课外美术小组，辅导学生学习美术，后来有些学生考上了专业美术院校，如谭若梅、陈冬山等。这个阶段张立辰的教学才能无法全面施展，只能将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上。1976年“四人帮”垮台，开始大量的艺术创作，逐步进入毕业后的专业恢复期。

　　1977年北京市第一次花鸟画展，作品《雨竹》入展。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华君武先生看了张立辰的作品印象很深，后来多次在美协会议上问：“哪位是张立辰？张立辰来了吗？”后来终于有一次张立辰在会议现场，应声举手回答到：“华老，我是张立辰。”华老看着张立辰惊讶地说：“怎么会是你！我一直以为张立辰是个老头。北京知名的画家我没有不认识的。”

　　1977年曾经的同事张平良偶遇张立辰，得知他在中学任教，便向在中央美院任教的丈夫杨先让先生推荐，杨先让向时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的丁井文先生郑重推荐。丁井文又向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吴作人先生推荐并提交调任张立辰的申请，吴作人先生欣赏张立辰的才华，果断决定调人。北京73中校长和邵宇夫人沈尹亲自跑教育局为张立辰说情，东城区教育局最后才决定同意放人。当时在中央美院任教的李可染先生是徐州人，与张立辰有同乡之谊，加之张立辰的启蒙老师李雪鸿与李可染先生是同学，故而李可染先生的助力亦很重要。李苦禅先生也非常欣赏张立辰的才华，得知国画系要调他，也十分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