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张立辰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初入中央美院国画系，张立辰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研究和创作中，只争朝夕，寸阴是竞。张立辰觉得以前的很多问题需要反思，上学时潘天寿等老先生的讲课笔记需要“反刍”并领会其精髓，当前的很多问题又需要面对，大多时间他是在沉默和静思中度过的。以至于时任国画系主任的刘勃舒先生对张立辰说：“我很注意你，但相处了4年，好像没听你说过一句话！”

　　在张立辰艺术之路上，很多师长都给予莫大的欣赏、鼓励与扶持。1977年在杨先让先生的引见下张立辰第一次拜访了李苦禅先生，李先生看了所画的竹子、荷时说：“画得好，有老潘（天寿）的气质，笔墨用得也很好，这不像年轻人能画得出来的。”1981年张立辰在中央美术学院展览馆办画展，李苦禅、李可染、启功、陆宗达、张伯驹、王森然、许麟庐、田世光、朱丹、康殷、王叔晖、侯宝林、张君秋、李万春、刘勃舒、江丰和荀惠生夫人张伟君等文化艺术界名流亲临画展，李可染和李苦禅先生还一一对画评点，发自肺腑，语重心长。李可染先生在画展现场题写了“实者慧”三字赠给张立辰。李苦禅先生则题写了“渔人草庐”，边写还边风趣地操着浓重家乡口音说：“草庐不用水泥，用水泥就不叫草庐喽！”

　　1979年8月，张立辰与友人一起到老和平饭店拜访刘海粟先生，刘先生边看所画《雨后斜阳》、《葫芦》边说：“画得好，画得好，不像你这个年龄画的，有不少年轻人让我看画，有的我看了画就劝他不要再画画了，还是干别的好。你很有才，要努力，很有前途。”1983年再次在钓鱼台拜访刘海粟先生时，刘先生看了作品《西陆晨霜》、《李商隐流莺诗意》、《毛泽东咏梅词意》说：“就像当年我第一次看到潘天寿的画一样激动，你必成大才，努力啊！……要用画来说话。”同年张立辰的论文《中国画的笔墨结构》第一稿发表在11月的《美术研究》，叶浅予先生看后在书信中说：“这是对形式的相对独立性的深入探索，是研究中国画形式特点的新观点，凡有实践经验的人会同意你的观点，这可以揭开‘笔墨’的神秘面纱，把笔墨解剖给人看……”

　　“八五思潮”前后，中国画界乃至整个美术界又陷入了思想混乱当中，艺术家们竞相以新为尚、以奇为荣、以怪为好。“用西画改造中国画”、“革宣纸的命”、“革毛笔的命”等旧论调又甚嚣尘上，有人甚至提出以“彩墨画”或“水墨画”代替“中国画”之名，有人则主张“中国画的笔墨等于零”，可谓乱花迷眼，误霾重重。此时的张立辰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敢于反对时流和新潮，捍卫民族文化根基和精神，坚持正确的文化艺术方向。在一次美术批评家提名展上，有人因为张立辰先生的作品参展而提出异议，张仃先生听到此消息后很生气地说：“下午会议我一定要参加。”下午，老先生果然拄着拐杖来了。

　　1986年张立辰任中央美院国画系花鸟画工作室主任。在任工作室主任期间，张立辰与朱乃正先生经常探讨艺术，两人在艺术上有很多共识。朱先生对张立辰的才华很欣赏，便给靳尚谊先生推荐张立辰做国画系主任。张立辰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和教学上，不想涉及行政事务，便多次婉拒。于是靳尚谊、朱乃正先生“三顾茅庐”，又做张立辰夫人胡萍的思想工作，朱乃正先生对胡萍说：“我曾经做过很多人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失败的先例。”张立辰和胡萍都深受两位先生精神的感动，同意出任国画系主任。

　　2001年潘公凯先生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提议张立辰先生担任第一届中国画学院院长，张立辰则极力推荐田黎明，主张培养后续年轻学科骨干担任国画学院院长，自己甘作助手。后来潘公凯院长主张每个学科都应该让老专家把握学科方向并担任学科委员会主任，并提议张立辰担任中国画学科委员会主任，2005年12月，张立辰担任此职。

　　2011年，由中国美术学院舒传曦教授和王赞副院长向院长许江推荐，聘张立辰先生为中国美术学院花鸟画方向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