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二落”

　　时间，移至“四人帮”跨台的1976年10月。

　　一天早晨，我出了房门眺望，忽见张挂着“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大标语。我按惯例去吃早餐，穿过传达室见到当天报纸到得格外地早。我取过人民日报，其头版头条通栏标题赫然是“一切行动听从华国锋主席为首党中央的指挥”， 我明白了天下时局，迅即觉得时局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走到十字路口，迎面撞上一个熟人，是地委原秘书长马某某。只见他神叨叨地指着四处标语欲张口说话。我不假思索地往后退一大步，神经质地伸出双手制止他别跟我说话。

　　我自己却说了话。我说：“时局情势很复杂，老马快回家去，不要和任何人议论，包括你的夫人。”我趋前一步又说：“老马，评判一个人和一个政党的好坏，唯一标准看他对这个民族对人民做了什么好事。这个‘四人帮’可没有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做任何好事，被打倒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我当前的政治态度。”

　　殊不知，3天后的一个清晨，一辆军用吉普车直闯院子。

　　从车上跳下4个汉子，为首者是宣传部人事科长。4个人急匆匆跑上楼来把我围住，高声宣称：“奉地委命令，对你进行隔离审查！走，现在立即跟我们走！”我问：“给我看看文件可以吗？”人事科长：“现在没有，到里边自然会有。”吉普车载上我东拐西拐，把我投进一幢三楼、门窗用厚厚木板封死的“隔离室”。

　　人事科长：“看你样子不慌不忙，到底是老运动员喔！”我应了一句：“老话说心中无鬼，不怕鬼敲门。”人事科长晃着脑袋说：“有没有鬼，咱们走着瞧！”此后3天无语。第4天一清早提审开始，倒是干脆，人事科长宣布说：“这里是地委特别政治审查小组对朱介堂进行政治审查。朱介堂听明白了的话，老老实实交待！‘四人帮’打倒的那一天，你遇上谁？”这种冷不丁的提问，我不知如何回答。人事科长说“大街上”、“十字路口”，那个“马”。“哦。”我顿时明白了，这个地委内正副书记四五个，各个牵着一条线哪。我提议不用审讯，“我回隔离室写出书面材料，用不了几分钟，可以吗？”

　　人事科长爽快地应声说：“可以，竹筒倒豆子，来一个痛快！”因为发生在眼前的事，讲的话又发自于内心，我回到隔离室，把十字街头街道边相遇的事、说过的话，疾书而就一份材料，然后敲开门递交了上去。又一连3日无语。第4天，人事科长打开我的隔离室门，晃着脑袋大声说：“哇，朱介堂！哇，朱介堂！你长着一个什么脑袋瓜，你的记忆力真真厉害啊，竟然是一字不差、一个字不差。”我说：“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事能忘吗？”“我请问，我有错吗？”人事科长道：“没有错！”我说：“那我得回去了。”

　　人事科长侧过头去哈哈大笑，伏下身来跟我耳语道：“老朱，你经历那么多的审查，怎么还不知道规矩哇！地委把你抓了进来，才关几天，说你没有问题，一转身把你放了，能有这样的事吗？”就这样，中间又插进审查一会“经济问题”，又审查一会“生活作风”，最后晾在隔离室，同样高高挂起。

　　一关一年零两个月，不了了之，让我返回原单位。

　　文革“三落”

　　1979年的一天，我在单位院子大门口，偶遇刚刚荣升地委副书记的贾某某。我和他被关牛棚期间，曾一度整天一起在地间劳动整整3个月。他一直戏称我为他的“难友”，一见面难友难友地呼叫，我还之以“牛友”相称，彼此确实热络。出得牛棚，他官复原职，任地区公安局长，互相已没有了来往。所以这次乍一见面，他惊异地说：“你在这里上班？”我是觉得遇上故友，兴奋地问道：“书记大驾光临有事吗？”他说：“我儿子在一个企业单位上班，效益不好。这电视台是事业单位，据说福利不错，我想让他上这儿来。”我说：“如分配上北山的机房，值班也蛮辛苦的。”贾副书记：“小青年嘛，锻炼锻炼！”我说：“电视台吴书记和我有交情，关系不错，我去把他叫来，你跟他直说，你的忙他一定会帮。”果不其然，仅仅两天，贾副书记之子调到电视台，日后不久任广告科科长。为此，我还上前道贺呢。

　　贾副书记高兴了，殊不知轮上我不高兴了。贾副书记儿子上班的次日，通知我到宣传部人事科报到。人事科长面有难色对我说：“朱介堂，地委一个领导到部里说朱介堂思想不好，不能在711办公室工作，调到‘三线’去。”这里所指的“三线”，是指金华地区远离铁道沿线的僻远山区县城开化、常山。我问是哪一位领导？他说：“你在电视台门口遇上的是谁？”我说是贾副书记哇。他忙说：“说到此为止，说到此为止。看看你想去常山还是开化，选一个……”我表态说：“我是上海人，到哪里都是外地，我的专业是画画，去哪里还不是一样画画？一切由领导安排吧。”戏剧至此，又一个折回。金华是一个小地方，由宣传部回单位，经过卫生防疫站，该站站长正站在门口，见到我迎上来关切地问：“听说要调你出金华。这样吧。到我防疫站来，我要你。”

　　当一个人落难之时，有人伸出手来施以助援，实在令我感激。就这样，我进了防疫站。令我意外的是，进这个单位不久便让我喜欢上了。我发现卫生技术人员他们面对的是微观世界和微生物，与细菌病毒打交道。他们的人际关系较之于机关、文化单位干部的思维要单纯得多，处世意识与我相近，不像机关，你下我才会上，相互算计，争斗不断。由于培训卫生美术人才成绩突出，以及一连创作出版数幅卫生题材宣传画得到好评，在工作一年之际，我被浙江省有关部门授予省卫生宣传先进工作者称号。

　　我在这个岗位上不忘专业，勤奋创作，为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全国省级以上出版社创作了84件年画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是我第一个以年画这个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美术形式讴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边风景独好》、《美术》杂志、《人民日报》、香港《今晚报》、《浙江日报》等多家全国、省级报刊发文介绍我的年画。

　　这期间，我应约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富春江画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光明日报》等刊物创作了中短篇连环画6件。这些作品内容积极向上，寓教于欣赏，传递了正能量。投身美术创作让我快乐。创作让我忘了若干年来强加于我的灾难。可是，有许多好心肠的人没忘记这些轶事。一天在街上，一个老者越过马路拦住我说：“嘿！你是画家朱介堂？”我说正是。他说：“我认识你，你肯定不认识我。那个年月我也在五·七干校。你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观斗。所以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他这一番绕口令让我俩开怀大笑。不过他转而皱起双眉，认真地问那个地委贾副书记为啥要“唰”我。他这一下把我问住了，还没有往深去探究。他接着说：“在五·七干校时，学员们都看见他和你一老一少在地里劳动干得起劲，两人相处挺投机的嘛。”我回忆说是的：“那时他口口声声的‘难友难友’地称呼我，而我‘牛友牛友’地招呼他。”“许多人都觉得，你和贾副书记从来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在同一个系统，应该没有什么过节，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老者又问道，“当时你俩在一起老叽咕些什么？”我不以为然回答道：“没谈什么。他思想不复杂，嘴里反复唠叨仅一件事情，他是山西汉子，老革命，一解放便在公安部里任职，干得好好的，突然在60年代初把他放到浙江省公安厅，省公安厅干不久又把他塞到这个‘捞什子’小地方金华公安处。”回忆至此，我脑际中突然闪出发生在地间的一幕：我和老贾在一块番茄地劳动，番茄长到半人高，已结出小小青果，两人给番茄架竹棚。一天，我负责给番茄禾苗系扎在竹架上，老贾给番茄追肥，两人隔着田垄干活。他浇完一担清水肥，忽地嘴里念念有词地骂道：“他×的，妈的×”、“共产党，捞什子”骂着，双手扬起空肥勺，朝脚边空粪桶猛捶下去。那空粪桶在地垄里骨碌碌滚出二三米远。这突然而起的动作，让我看傻了眼，慌忙四顾，见空无一人，便越过田垄急忙对老贾说：“别这样，今天亏得四周无人，若是给一个造反派见着，你老贾打倒了再被踩上一脚，真正永世不得翻身了！”他与我四目相对，口中连连说：“是，是，是。”我见他额上沁出了汗珠……老者插话说：“就是这件事，你朱画家无意间踩上了‘狼尾巴’。”

　　至此，我一路回想，对这莫名其妙的第“三落”，忽然间明白了。

　　尾声

　　70岁可以是人生的新起点

　　不过，这一切毕竟过去。生活总是美好的。记得大文豪萧伯纳有言，70可以是人生的新起点。我60岁退休至今已13年，时来运转成了全职专业画家，又逢上国家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我热爱生活，我迷恋艺术，我追求让我的画作植根于民族心灵之中。几年来，数度深入江南水乡采风，创作“好一朵苿莉花”、“家乡的T台”组画；在《论语》和《佛经》中撷取灵感，创作出“韶乐”和“天使的狂欢”等两大系列20余幅油画，发表于《中国收藏》获得好评；我应约作国画山水《百山图轴》和人物画的创作，又见长进，我将继续画下去，让我的画作回馈社会、回报关心着我的人们。

　　我愉快地工作着，源于我对生活的热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