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志于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是讲我的社会责任最大，要“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敢担当，作奉献，而决不以谋求个人名、利、权的私欲为目的。当然，他并不拒绝甚至还要争取名、利、权，但并不是作为个人的私欲看待，而是作为责任担当的平台去看待。基于如此任重而道远的责任，他必然感到自己的本领很不够，如苏辙《上韩太尉书》中便明确表示，自己年近弱冠，但所游、所见、所读，皆非常不足。学究天人的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竟表示自己“学迂材下”！大成至圣的孔子，更认为自己的学识不过“空空如也”！所以，他们“学而不厌”，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充实自己。以如此重大的责任，如此不足的本领，对于名、利、权，凡得到的，都是不应该的，得到了，就会感恩；凡得不到的，都是应该的，得不到，就不会感愤。

　　文人以自我为中心。“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是讲我的本领最大，如李白的《上韩荆州书》，列述自己“三十成文章”、“心雄万夫”、“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简直是稀世的“明珠”。徐渭的《上张学政副使书》，列述自己是“宝树灵珠”，是“流水”曲高，“骐骥”骏足，自为《墓志铭》又自称胸怀大志，博览经史，“倘假以岁月”，“当尽斥诸注者谬戾”。袁宏道称其“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眼空千古，独立一时”，不仅当时，简直自古以来，没有一人在他的眼中。我是大师，我是最有潜力的艺术家，我应该当主席、院长，自视之高如此。如果说，士人的自我评价好比香烟的广告，“吸烟有害健康，大家不要买我的产品”；则文人的自我宣传则如化妆品，“我是最好的化妆品，能令您永驻青春甚至逆生长，今年二十，明年十八”。

　　既然我的本领如此之大，那么，理所当然，社会应该给我更多利益。得到的，都是应该的，不需感恩；得不到，都是不应该的，理所当然要感愤。还是看李白的《上韩荆州书》，他说得很清楚，我要“脱颖而出”，“扬眉吐气，激昂青云”。具体而论，便是享受“龙钩雕蹬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的荣华富贵，使“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徐渭亦然，我是“明珠”，就应该“际会风云上九重”，“宝剑一出丰城寒，欲跨白马唤银鞍”。然而，他们却没有得到这一切“应该”得到的利益，“半生落魄已成翁”，竟然仍“独立书斋啸晚风”、“闲抛闲掷野藤中”。这是多么不公！所以他们要控诉这个不公的社会！以汤显祖而论，其《牡丹亭》，我们认为是冲击封建礼教，提倡爱情的自由和忠贞，“为情而生，为情而死”，其实并非汤显祖的本意。冲击礼教束缚，提倡爱情自由当然是不错的，但其实质并非爱情忠贞，而是放纵人欲。忠贞是婚姻的巩固，爱情是人欲的冲动，婚姻讲究责任，所以是爱情的坟墓。“为情而生而死”则是放弃责任和忠贞，讲究情欲的刺激和自由。所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便是日久生厌，移情别恋，汤本人正是一个出入风月场的风流名士，得了一身花柳病，有许多诗文为证。所以，过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入洞房之前，夫妻连面也没有见过，更遑论爱情，但因为有责任，这样的婚姻大多白头到老。今天，自由恋爱，爱情神圣而且伟大，但没有责任感，往往婚后不到七年之痒便感情不合，另找新的神圣爱情去也。可见，个人的爱情自由固然重要，但责任更必不可少，没有责任基础的婚姻难免不成为爱情的坟墓。个人与社会，当然更是如此。

　　那么，那些得到了与自己的大本领相符的大利益者，是否就满足了、感恩了呢？否。因为，得陇望蜀，如渔夫的老婆，一切“应该”得到的利益得到之后，他的个人诉求一定又会有新的“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更大利益在，所以他还是折腾。最典型的例子是乾隆时的一位大理寺卿，年至耄耋，官至三品致仕，享受二品的离休待遇，一门荣耀，良田美屋，佳人娇妾成群，他还编过《小学大全》，专门列入了《论语》中的“君子三戒”：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得。但他却愈老愈贪得无厌，竟上书乾隆，为其父亲请谥和从祀！结果被处死，才最终息灭了贪欲之心。“我本领很大，应该给我做大官”，不给你做，是社会不公平，给你做，应该承担经时济世、安邦定国的责任了吧？不！责任我是没有的，当了大官，无非是为了便于个人得到更多。这就是文人的逻辑，所以他总是抱怨，穷也抱怨，达也抱怨。有一年，某大学的一位朋友当了中文系的主任，大家为他设宴庆贺。席间谈起，自己上任摆平了一件头痛的事，系中有一位副教授，快60岁了，水平实在差，几次评不上教授，老是闹事，得知我将当新的主任，便来找到我，说是评上教授后，到60岁退休，不要求延聘，也不要求当博导。我找到领导，说是不给他评教授我就不当主任，总算搞定，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我对他说|：“你的麻烦更大了，因为他更有同你闹事的资本了。”果然，第二年遇到这个主任，说是辞去主任之职了，因为此公又开始闹事，不肯退休，要求延聘，要求当博导，给他弄得吃不消，不得已“走为上计”。

　　“君子责诸己”，事情办好了，功劳归于别人，事情没有办好，责任归于自己。孟子甚至说，天下只要有一个人还在过苦日子，都是我把他推入沟壑中的，因为我在行道，要使天下归仁，却没有做到。士人以责任之重大，总是反省自己做得对不对，自责自己的本领为什么如此不够，“吾日三省吾身”，生命不息，奉献不止，学习不止，死而后已。“小人责诸人”，事情办好了，功劳归于自己，事情没有办好，责任推给别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好像真理永远在自己手里，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文人以本领之硕大，总是指责别人做得不够，抱怨社会给予我的利益为什么如此之少，生命不息，逐利不止，恃才不止，至死方休。西方有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把这个世界弄得一团糟。”这个知识分子在西方是指叔本华、尼采倡导个性解放之后沛起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则是指由李贽倡导个性解放之后沛起的文人。但李贽的个性解放，强调的是个人的欲望，我的本领大，所以要得到更多，发展而为文人无行；而尼采的个性解放，追逐的是个人意志，我的本领大，所以要主宰世界，发展而为法西斯蒂。金庸在《鹿鼎记》写到在顾炎武于抗清复明无望之后，竟请市井无赖韦小宝自己出来当汉族的皇帝，虽是杜撰，倒也符合其寄希望于社会下层的匹夫来担当天下兴亡的责任。当这个世界，被社会上层的读书界的精英、无行的文人弄得一团糟之后，下层的匹夫，自然便被已经边缘化的士人视作是社会的脊梁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