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的一生，都会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有些甚至一辈子一帆风顺，有些则一辈子潦倒困顿。所谓顺境，就是自己的志向得到了满足、实现，逆境，就是自己的志向得不到满足、实现。不仅人各有志，如何面对顺境和逆境，士人和文人的态度也大不相同。

　　士人的志向是“天下为公”的“克己復礼”，实现这一志向的施展，其平台是学而优则仕，登上了仕途，当然是顺境，登不上，则是逆境。但登上了仕途，自己的措施不能为上司接纳，或虽然为上司接纳，但时世导致它实现不了，这同样是逆境；而天下无道，实现这一志向的修炼，其平台恰恰是山林的独善其身，所以，登不上仕途，有时反而是顺境。例如诸葛亮，隆中高卧事实上正是他的顺境，而官封武侯反而成了他的逆境。

　　文人的志向是自我中心的人欲追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实现这一志向的平台，他们开始时也认为是仕途，认为当了官就意味着“青云直上”，可以出人头地过好日子，所以，登上了仕途，当然是顺境，登不上，则是逆境。如董其昌屡败屡战，最后进入仕途就是顺境；徐渭屡败屡战，最后不能入仕就是逆境。但事实上，当了官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谋取私利的，而是有许多制约，很不自由，所谓“一日为官，一日活地狱也”，这同样是逆境；而当不上官，或辞去官职，在花花世界中逍遥自在，所谓“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勾栏院大朝廷小，红粉情多青史轻”（袁枚）反而是顺境。只是相对而言，大多数文人更倾向于把当上官视为顺境，当不上官视为逆境。

　　“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士人面对顺境和逆境的态度，所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得意则忘形，失意则抱怨，居庙堂之高则欺凌贫贱，处江湖之远则由阿谀权贵而蔑视权贵，这是文人面对顺境和逆境的态度。士人，多把逆境也当做顺境，所谓“艰难困苦，玉成于汝”，把逆境当做是上天对自己的一份恩赐。而把顺境当做逆境，如履薄冰，不敢稍有松懈。文人，大多把顺境也当做逆境，因为个人的欲望总是如渔夫的老婆，得陇望蜀，是没有止境的。而逆境当然更是逆境。

　　因此，所谓如何面对顺境和逆境？士人和文人的不同态度，更集中地反映在如何面对逆境方面。

　　牢骚肮脏，怨天尤人，这是文人对待逆境的典型态度。中外都有“诗可以怨”之说。但明中期之前的读书界以士人为主流，其诗文的“怨”，并不是以个人为目的的怨，而是“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天下为公”之志，“郁结”、“发愤”，而成沉着辗转之音。明中期之后的读书界以文人为主流，其诗文的“怨”便如尼采所说“个人的痛苦使然”——这世界怎么这么不公！我陷入如此逆境，都是你们所害！所以，士人之“怨”，通天尽人，文人之“怨”，怨天尤人。其蕴含的力量之大小，不可同日而语。

　　苏轼《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则张良面对圮上老人所加诸的逆境，面对暴秦灭韩的逆境，所表现的正是士人的典范。

　　又作《贾谊论》，对贾谊的“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痛哭流涕”，明确表示：“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所谓“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而贾生的态度，不正是文人面对逆境的典型态度？

　　记得鲁迅说过：老虎受了伤，躲到洞中自己把伤口舔干；狗受了伤，见到人就汪汪叫把伤口给人看。话虽刻薄，用以形容士人、文人面对逆境的态度却十分贴切。试稍改动之，我以为可以用打落牙齿和血咽入肚中和打落牙齿攥在手心里到处给人看来作比喻。

　　士人是自任责任大，以实现不了为逆境，归咎于自己的本领不够，不怪别人怪自己，所以“人不知而不愠”；文人是自命本领大，以得不到相应的名利权为逆境，归咎于别人、社会的不识货，所以“人不知而孤愤”。

　　在“人不知”的情况下，“不愠”还是“孤愤”，是检验士人和文人的一块很重要的试金石。不为人所知，使我陷于逆境，得不到重视，不愠；位居高官了，进入了顺境，作出了重大贡献，人不知，不愠。所谓“不患人不知，患不人知也”。这就是士人的“低调就是腔调”。学富五车，天才横溢，人竟不知，使我埋没尘埃，天理何在？位居高官，衣饰荣华，白马金蹬，进入了顺境，你们却不来“请谒为交欢”，还把我放在眼里吗？所谓“不患不人知，患人不知也”。这就是文人的“高调往往跑调”。

　　我们本来讲智商，后来多了一个情商，据说今天的心理学又有了一个“挫商”，就是怎样面对挫折，面对逆境的问题。其实，不仅逆境是一个人的挫折，顺境同样也是一种挫折。而士人和文人对于挫折的不同态度，正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个人的得到，知足长乐，而不宜不知足长怨；个人的本领，个人对社会的奉献，知不足长进，而不宜知足长骄。此可与士人道，可与农、工、商的俗人道，而难与文人说也，包括古代的文人和今天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