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和坏，善和恶，是人格的概念。主张做好事、不做坏事，是士人的行为追求，尽管由于时间、地点、条件、对象的各种原因，实际上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做到。文人讲的是人性，人性讲的是真和伪，无所谓好坏、善恶。但今天的我们，因为崇尚文人，所以推许古今的文人是追求做好事、不做坏事的社会表率，“人品高尚，精神优美”。这就需要对古代文人的所谓“做好事，不做坏事”作专门的分析。

　　古今的文人之所以能以“人品高尚，精神优美”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第一，是因为今天的文人们，把古代士人的人品高尚、精神优美的行为都算到了文人的头上，颜真卿、苏东坡等等，包括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算作了文人的言行。殊不知，真正的文人之典型，如李贽、袁中郎等，都再三明确地表示过，文人所追求的是个人的利益，“恬不知耻”地追求，“破国亡家不与焉”，而斥士人们的品行为迂腐虚伪。

　　第二，以徐渭为代表，文人不正是做好事的社会表率吗？如积极参与抗击倭寇，“好谈兵，多中”，为打击倭寇做出了重大贡献；反抗社会黑暗，抨击晚明社会的腐败，官场的腐朽，等等。问题是，徐渭为抗倭所作的贡献，只是在徐渭自己及其朋友和今天文人的著述中有笼统的津津乐道，抗倭的历史文献中并无具体的记载。一个读书人，对抗倭的献计献策有多少真知灼见的可操作性？可用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对他的政委积极要求参与战争部署的回答作答：“你们知识分子，打仗没你们的事，你想帮忙，这个想法是好的，但千万不要来真的！”至于胡宗宪召开军事会议，到了时间到处找不到人，军机紧迫，最后在酒楼把酩酊大醉的徐渭扶回帐中，放言肆谈，如果是作诗作画，仗了酒力也许可以别有天成的妙笔，而打仗不是儿戏，施之于军事部署，难道真的能“多中”吗？后来胡宗宪因受严嵩案牵连倒台，押解进京前夜，与徐单独聊天，一生的艰难及如何应对官场的险恶，听得徐目瞪口呆，始知之前对胡的各种献计献策，不过自以为是，班门弄斧，完全不着边际。至于自杀杀人而入狱的行为，本属心理扭曲的精神疾病，我们强归于反抗社会黑暗，已属可笑；落拓中的各种抱怨，与其归于反抗社会黑暗，毋宁说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心理疾病所致。所谓“反社会人格障碍”，是现代医学的一个概念，但这种疾病，却是自古以来的人都可能患上的，患者的共同特点，是他的个人欲望特别强烈，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而社会却没有看重他，没有给予他欲望的满足，于是感到别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在迫害他。表现轻的，便是抑郁、狂躁；2严重的，便丧心病狂、发疯，甚至伤害别人、伤害社会。文人以自我为中心，又有才，怀才不遇，持才傲物，正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表现。凡是失意的文人，都有强烈的“反社会”的倾向，无论这个社会是黑暗还是清明，如果当他所反抗的这个社会恰好是一个黑暗的社会，我们便把这种“反抗社会”的心理疾病美化为“反抗社会黑暗”的“精神优美”。殊不知，即使文人们处于黑暗社会的“反抗社会”行为，与士人们如胡诠奏请斩秦桧、王伦头以谢天下，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无所谓好事还是坏事；一者是为了天下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做好事。所以，倒是民间传说中的徐渭的佚事，虽出于杜撰，倒更准确地反映了其“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症状。他用自己的智慧捉弄别人，既有奸诈的富人，也有善良的平民，以捉弄别人而获得个人的快感。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徐渭塑造成一个“反抗社会黑暗”的“人品高尚，精神优美”者，便把他捉弄平民的佚事删去了，辑成专门捉弄富人的《徐文长的故事》。

　　第三，以董其昌为代表，文人们至少不也坚守了不做坏事的底线而堪为社会的表率吗？撇开董其昌霸人田产、抢人妻女等坏事不论，因为对于一位高官，坏事还是好事，主要表现在朝廷的大事件中。当时的朝中，阉党横行，国事日非，内乱外患，董其昌固然没有挺身而出与之作斗争，但他至少没有参与到阉党中去祸国殃民，这不是不做坏事吗？不是难能可贵值得嘉赞吗？确实，董其昌在朝廷大事中，可以说是“不做坏事”，但与其说是“不做坏事”，说他“不做事”不是更恰切吗？每次朝中发生重大事件，他都乞假归乡，目的是保障个人的既得利益，全身避害，而决非“不做有害于天下的坏事”。对于一位高官，“不做坏事”虽然可以“及格”，在大多数高官“不及格”的形势下甚至还值得表彰；但“不做事”却绝不值得称道，而必须加以指责。如北宋王禹偁《待漏院记》记三种高官，做好事的值得学习，做坏事的应该抨击，第三种则是不做事的，“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亦无所取焉”。我们怎么能把“不做事”归于“不做坏事”而誉为“人品高尚，精神优美”呢？有人会说，这正是董其昌的明智之处，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再怎样努力地做好事，即使献上自己的生命，也无补于时局的崩溃。固然，则诸葛亮明知“才弱而贼强，伐贼，王业亦亡，不伐，亦亡”，他还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六出祁山就是不明智了？陆秀夫、文天祥明知狂澜即倒，宋室已无力振复，还要蹈海赴死，高唱什么“正气歌”，也是不明智吗？

　　如上所述，并不是说文人就是做坏事、不做好事的坏料。文人讲的是人性之真，而不是人格之善。以真行世，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我们不能只见其好，不见其坏，更不可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看做好事，甚至发疯杀人，发生在他们身上也成了好事。同样，士人讲人格之善，做好事、不做坏事虽然是他们的理想和原则，但由于主客观的各种原因，也可能作坏事，如赵孟頫的出仕元朝，肯定是有失操守的坏事，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好事。

　　不论可畏、可厌，士人可敬，以圣人的说教为心、为言、为行，以做好事、不做坏事为理想和原则。不论可怜、可恨，文人可爱，以儿童的天真为心、为言、为行，以人欲为天理，他们或“反抗社会”，或“不做事”，但与“反抗社会黑暗”、“不做坏事”，决不是同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