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5月的北京，柳絮飘满整个天空，缠着老树，缠着房子，缠着行人的头发，也缠得人过敏。朋友不停打着喷嚏，周末预备下去潘家园溜达溜达的心情，都随着一次次的喷嚏消散了。我跟朋友打趣，不如一起出去把柳絮收了起来，明年做床“鸭绒被”吧，他笑笑说：“那我这喷嚏恐怕这辈子打不完了。你出去走走吧，别浪费了这么好的春光，我在旅馆里‘避敏’。”

　　二

　　一个人肆意游转在琉璃厂，看字看画看石头，忽然瞥见一家画廊对着正门的墙上挂着天衡老师写的书法横幅，4个字，篆书，“乘物游怀”。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几个字了，亲切感油然而生，顷刻间老师仿佛站在了面前。

　　我是从2002年起跟随老师学习书法篆刻的，从此痴迷于他的作品，他的篆刻、书法、绘画，节奏强烈，构图新奇，且线条独具魅力，往往粗如屈铁，又细若游丝，浓如乌云，又淡若秋水，动如急风，又静如皎月，此中意境应了汤显祖的句子，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

　　前几日友人聊起一则旧事，说1975年上海有次书法展览，评审方式特别，书协安排了一位老书家对一位中青年书家书写同一内容，择优而展，类似现在的“同台PK”。老师恰与赵冷月先生同写一首毛主席诗词，结果评委淘汰了赵冷月先生的作品。老师得知此事，觉得相当不妥，立即去了赵冷月先生家里，跟老先生赔礼，谁知老先生反而劝他宽心，笑着说：“我看了你的作品了，深得张旭《古诗四帖》三昧，以篆运草，气势恢宏，写得确实好。”关于张旭的《古诗四帖》鉴定界曾有一番争论，谢稚柳鉴为真迹，徐邦达先生认为“狂獗怪异”，非张旭所作，并定为劣迹。上世纪70年代末韩先生在北京，见到徐邦达先生便与他聊起《古诗四帖》：“论真伪，谢老与您各执一词，我的学问浅不够发表意见，但您说‘劣迹’，我觉得古代写狂草，至唐代，都不算真狂，到了张旭的《古诗四帖》才真见狂妄，真见狂情，使篆书逆笔法四周运动，前无古人，对草书而言是种伟大的创造，您何以说他是‘劣迹’呢？”邦达先生听了大为意外，思索一会儿后欣然接受了这位后生的意见，虽然这不改变邦达先生对《古诗四帖》真迹存疑的看法，却再不提它是劣迹了。没有对草书深刻的理解，我相信韩先生一定写不出让赵冷月称赞的草书，也一定没有底气与徐邦达先生进行这一番争论。

　　韩先生70年代有3年时间少涉书印，而专攻绘画。那时期以临摹宋元名家，诸如顾定之、梅道人、柯九思、赵孟頫的兰竹为主。资料匮乏的年月，他借来画谱拍成照片，而后临摹，每天工作之余临摹五六个小时，遇周日、过年过节，师母为他留下几斤光面打发一日三餐，就匆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他便从早上6点用功至深夜2时。学习画画半年多，时值9月依然暑热难挡，老师去杭州随身带了一柄折扇，有艺友向他借来看扇上的画，但见几杆墨竹素心凌云，只是没有落款。艺友反复观赏扇面，问竹子谁画的？老师回答：“我画的，画了半年多，你看如何？”艺友的眼神顿生惊讶，望着韩先生没有掩饰自己的赞叹之情：“真是你画的？如果真是你学了半年多才画的，你将来一定是个大画家！”

　　如今30多年过去，韩先生艺友的话早已应验，韩先生于印家、书家之外的的确确成了一位大画家。他说书画印就像一个个马蜂窝的蜂壁，如果打通，便能贯通。在他那么多绘画的题材中，朋友们最喜欢他金色的荷花。水佩霓裳，翠叶吹凉，一朵朵荷花迎着微风在他洒脱的笔下舒卷开合、嫣然摇动，染红池塘，香遍池塘，能有谁不愿意缓楫轻舟去向花间住呢？画荷花，大块泼墨、大块泼彩的还有张大千，还有谢稚柳，张大千与谢稚柳是挚友，韩天衡是谢稚柳的学生，他们的荷花各成风景，各有意境：金线勾勒的荷花盛开在他们的画里，也将绽放在中国画的长河里，千年不败。

　　当然老师并不完美，在与他交往的10余年里，他最大的缺点是性子急。记得有回约了午后3时在百乐斋一叙，我2时45分进了他家小区，心想这回不迟到了，偏偏这时他打来电话问怎么还没到，弄得我颇为紧张。师母也常劝他凡事慢着些，可他偏偏慢不下来。尽管如此，他在艺术上却是慢火熬制的一锅浓汤。他告诫学生，艺术是一辈子的事情，境界的高深和风格的独立是学问的积累和胆识的提炼，做百乐斋的弟子便要沉下心临帖临印，步步为营，而他也是如此实践着。他自省，对待艺术要有正确的态度，不盲目骄傲，将自己立足历史，与历史上的名家比，比差距，比缺点，比出自己的尊严来。他有自己的精神，好比林风眠的“皮蛋鸟”、唐云的“公安麻雀”，韩先生三角形的鸟，正是他人文精神的表达，这只“韩鸟”不放弃，不言败，不退缩，不满足，不断思考，不断追求，不断探索，因为他认为艺术创作一旦固守在程式之中，一切徒然无味了！是这样一种精神，让他屹立艺坛常青。古人说：“青春留不住，白发自然生”，感慨生命的青春过去的时候，不禁要为老师艺术青春的依然而欢呼——艺术能让人拥有第二个青春，真好。

　　三

　　琉璃厂回来，朋友的过敏稍有好转，我却像过了敏似的，心思一直留在琉璃厂老师的那幅字上，它像满天柳絮做的“鸭绒被”盖在了身上，这辈子我怕是逃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