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盛夏，四川美院雕塑系的一批教师带领毕业班的学生开始了一项艰巨而浩大的艺术工程——为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创作大型泥塑《收租院》。整个泥塑创作过程历时4个半月，一共包含了114个人物形象，其中正面人物96个，反面人物18个。泥塑长达96米，被安排在总长为118米的收租院四周的围廊内，内容分为“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4个部分，通过对收租过程的描绘，展示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收租院》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当时美协提出“为五亿农民服务”的号召，此号召一提出便引起了当时创作者们的思考，但具体做法却不明朗。恰在此时，中央美术学院雕刻家钱绍武在《美术》杂志发表了一篇《让雕塑家为五亿农民服务》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到：利用碑刻的形式建立“村史纪念碑”，使人牢记村庄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历史，提醒后代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以达到使艺术作品为农民服务的目的。这一理论的提出给当时的创作者们指出了一条明路，《收租院》的创作便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如火如荼地展开的。

　　《收租院》的创作有不少亮点，整个创作过程更是雕塑民族化的重要体现：雕塑家们在创作中不仅请来了民间艺人为其提供经验，还请来川剧演员为他们出谋划策，力图将传统戏剧的造型和表现手段融入到作品中——《收租院》中富有戏剧性的场景造型就是来源于剧团演员的夸张表演。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们在创作中还大胆运用中国古代民间庙宇泥塑的传统方法，在木扎骨架上用稻草和棉絮塑造人物，这在我国现代雕塑史上也是一大创举。此外，刘文彩（1887—1949）的大宅作为作品的环境背景，更让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情节的处理上，创作者将重点放置在展示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上。刘文彩被放置在“算账逼租”的场面，恰好成为农民反抗、愤怒和指责的中心，这样不仅突出了故事情节，更使之成为阶级对抗的焦点。不仅对观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更使观者受到教育，从而增加他们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这一时期，出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艺术为农民服务”的号召被提出来。美术工作者在这样的时期要把自己摆在一个“为农民伸张正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政治立场上，通过艺术作品的创作，教育当时的人们，让他们意识到只有新社会才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以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收租院》的创作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1965年12月此群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更是得到广泛的关注。

　　《收租院》是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消除个人主义的大环境下完成的，因此并没有作者署名。但是当时创作这件作品的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伍明万、龙德辉以及当时的一批学生和民间艺人为这件熔铸了集体智慧和心血的作品的所有付出，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