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涛所主张的“笔墨当随时代”已成为当今画坛共识之至理名言。古人尚知此真谛，今人岂能懵懂？然而何谓时代精神，又如何紧随时代，恐亦非人人皆有正确之认识和理想之答案。我们若闭目静思，在当今群星璀璨的中国画坛，究竟是谁的笔墨跟随了时代，并且体现了时代精神？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原因又为何？如果对此作番探讨研究，意义不小，也会获益匪浅。

　　由此我想到有无“笔墨超越时代”的人？西方的梵高，因其痛苦的生命和对艺术的痴爱，以他耀眼夺目的奇丽色彩和震人魂魄的激越笔触，创作出非凡的艺术，而成为西方绘画史上震撼人心的旷古怪杰。中国的黄宾虹则情形不同，他那拥抱自然的淡泊坦荡的胸襟和通古达今的渊博学养，使他具备健康长寿和雄厚实力的条件，得以衰年变法而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若以体育竞技相比喻，梵高犹如爆发力极高的百米跑，而黄宾虹恰似依赖耐力的马拉松，由此可见民族、地域差异之一斑。

　　从创造和探求的角度言，否定自己比肯定自己困难，但更为重要。人们通常习惯于也热衷于肯定自己，而怯于否定自己。在艺术创造上成败的关键则在于如何克服来自自己的障碍和阻力，即自满与自迷：因自满而不思变革进取，因自迷而不辨发展方向。所以只有敢于不断否定自己的人才能不断获得肯定，成为有自知之明的智者，才是有创造精神和有建树的艺术家。

　　艺术家的成长有四个境层：一是技术技巧的熟练精进；二是学识修养的渊博精深；三是思想品格的修炼升华；四是天分悟性的充分发挥。用传统的品评标准言之，达于第一境层者可称为“能品”，达于第二境层者为“妙品”，达于第三境层者为“神品”，达于第四境层者，即被视为最高一格的“逸品”。我以为前三者均可经过苦求磨练而获得，唯有第四境层所赖的天分悟性非勤勉至诚可得。所以艺术创造的灵魂在于个人不同的天分秉赋，藉此才使艺术品成为不可模拟，难以复制的精神财富。

　　艺术特色离不开艺术家自身的天赋秉性，这种与生俱有的本质是他人难以模拟的珍贵素质，是艺术特色的内在要素。如果艺术家不认识不珍视而忽略甚至舍弃这种天性特质，却去追求那些偏离自身内在要素的外在时尚，必然失去自我，从而失去自己的艺术品质和艺术风格，最后丧失自己的艺术生命。所以，自知之明，乃是艺术家必不可少的思想素养。

　　（二）

　　人们往往习惯于以既定的思想方式和周遭环境去思考和支配自己，此种安于现状和安于常规的思想状态，如果用来谋生度日，或许无可厚非，然而在艺术创造上，却必须有超越现状和常规的意识与胆略，为前人和他人所未为和不敢为而为之，却又在生活清理和艺术规律之中。只有持此信念，不畏失败艰难，不图功名利禄的超常强者，才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地达到成功的彼岸。

　　变革之本有三，即个性、情感、修炼。艺术家和常人一样，其个性也有优劣两面，如何抑制和消除劣面，强化和发挥优面，是艺术家铸就风格和特色的内在关键。艺术家比常人更应有丰富的情感，而且是有血肉的真情实感，舍此则无法进行创作活动，就会失去艺术实践的动力和依据，就会变成徒具卖弄技法、技巧之外表躯壳的伪艺术品和伪艺术家。

　　先静后净，由静而净。静者即是使一切有辱心灵良知之欲求杂念逐渐淡化而至止息，得以从尘垢中脱出濯净，则心灵神思亦就由躁动而渐趋恬静，再由此升华至纯净无染之超脱境地，以具有高智之心灵驾驭自我，遂入自在之化境。此种摒弃功利欲念之心境非常人所能企及，而以写心为实质的中国绘画之崇高境界，非长年艰苦修炼不可。

　　呕心沥血，投入生命和血泪者必使其作品永生，其具有震撼力的内在生命力，必和千万人的心灵相共鸣。所以梵高的艺术如此感人和珍贵决非偶然，他以其超人的睿智，异常的心灵使其艺术迸发出永不熄灭的异彩和光芒，成为人类艺术史上人人惊叹永不凋谢的奇葩。梵高以悲苦的人生，痛楚的生命，铸就了他的艺术特质，付出的代价何其巨大！所以得以传世永存的艺术决无凭空产生之可能，其所获之荣誉褒奖和其所付出之代价相等，这亦就是人生社会中的一种平衡，无乖巧可言。

　　遣兴、抒情、写心，此为中国绘画之实质与本性，知此者方能有感人之作。

　　艺术实践上的顿悟，来自长时间的苦求，始能步入新境地，呈现新面貌。苦求之成败乃在于观念是否正确，思维是否科学。

　　创造之成功须有造化的滋养，更须有自我意识之确立与强化，而难在有自知之明。认识自我，勘定自我之实质、特性、位置和方向，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如何与不切合自我的因素，诸如审美意趣，表现手法，思考方式等积淀的习惯性作坚韧而艰苦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乃是艺术上找到自我，确立自我的终生任务。换言之，要坚持长期与自己在艺术实践上的习惯性、依赖性和惰性作斗争，保持自我的独立性，才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绘画艺术与其他姊妹艺术一样，贵于出乎心、在乎情、得乎趣、合乎理。有心方能获人共鸣，有情方能感人至深，有趣方能引人入胜，有理方能令人诚服，方能收艺术之功效，尽艺术家之天职。

　　功力与才力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必不可少。没有功力即没有根基；没有才力就没有创造，两者的关系恰如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一些人忽视或轻视功力的磨练，根基的培植，却自以为有才力，自恃聪明，卖弄小智，如若取得一点喝彩声，便飘飘然，喜不自禁，进而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视艺术创作为儿戏，自然更不愿在根基两字上下些微功夫，到头来才乏力竭，瞬间便原形毕露，江郎才尽，成了笑料，此类事例不胜枚举，然仍有不少人不引以为戒，却频频重蹈江郎覆辙，究其原因实乃思想不纯，学风不正之故。

　　艺术家有本领做到化丑为美，譬如罗丹的雕塑作品《老娼妇》，以其高超精妙的艺术语言谱写了一曲被污辱损害的人们控诉黑暗社会的声泪俱下的悲歌，强烈地呼唤着人们的同情心与正义感。然而如今一些人却以变革独创之名，行以丑为美之实，满纸的鬼气邪气，却引以为傲，沾沾自喜，更有一些摇笔杆的竭力帮闲，拼命鼓吹，同天地攀缘，与宇宙挂钩，用晦涩难懂和佶屈聱牙的文字，吹得神乎其神，捧得至高无上，将肉麻当成有趣，把俗套当作时髦，不知天下尚有羞耻事。此种事例我们身边俯拾皆是，不能不令人吃惊和深思。难怪海外一些画友笑话我们的画坛“大师如云”，令人瞠目结舌。所以此风不刹，艺苑画坛难有清新纯正的学术空气。

　　绘画之性质，我以为不外乎悦目（状物，叙事）和赏心（述理，抒情，言志，明心，见性）两者。

　　艺术必须真诚，真诚必定合乎情理，任何人均无法超越这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所以一切的艺术实践，理论研究全离不开合乎情理，即合乎人情，切乎事理，以此为核心，加上艺术的技艺和艺术家的才华，才臻于完善。即使应用夸张甚至荒诞的手法，实质上是强化了的艺术手法，追求更佳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