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只有中国人——而且是有点名堂的中国人，才会在写文章的时候开头不久说：“闲说少说，言归正传。”既然是“闲话”——你自己已经知道是“闲话”，为什么还是要说呢？可见这是装腔作势，这是一种“修辞”，这是在“正传”之前的“必须”。没有“闲话”就进入不了“正传”。可见，“闲话”也是“正传”，或者说，“正传”也是“闲话”的另一种说法。

　　如果从中国文人的说法，“闲”是至高的境界，也是人求之不得的生活。能“闲”那是很牛X的活法——当然你要“闲”得从容，吃喝玩乐不愁。这真的需要大本事。

　　所以，古人说：“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众鸟”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鸟为食亡。而“孤云”那是多么高高在上自由自在的“独去闲”。

　　所以，古人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然后，诗人程颢（程朱理学的鼻祖）说了，只有在“闲”中才能悟到人生与宇宙的终极真理。这是现代大哲冯友兰最钟爱的诗。

　　中国人——当然是传统之中的中国人，是在“闲”中把握世界与把握人生的，这与西方与现代人的态度都不一样。这是一种谁都愿意谁都想要的生活，但是，这不是谁都做得到的事。只有中国人——当然只是极少一部分，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的人，才会如此洋洋得意。

　　中国人说：“偷得浮生半日闲。”一生只得了半日的“闲”就如此高调地唱出，而且还成了千古绝唱。可见“闲”之不易得。

　　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写了如此绝妙之景后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不得闲，便不得天地间之大美。“忙”，会错过人生中许多事情，最严重的是，错过了人生之美。但，人生在世，如何“闲”得了。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中国人是有办法的。中国画就是办法。中国画是诗书画印合一的一种艺术形式。用我的话说是，诗书画印共同构成的一个中国文化空间。在这里，诗书画是“正传”，而印则是“闲”话。看画的人——绝大多数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会特别注意到印的存在。而印，只不过是一个“签名”——一个著名权的印记而已。但是，中国人在姓名章之外又发明了闲章，这是闲外之闲。但，这章，它并不“闲”着，闲章不“闲”，它是个管“闲事”的人。管闲事的一定不是闲人，他忙得很。闲章管的地方倒是“闲地”——那些空着的不用放什么的地方。但他非要来管——他以为这地方空着是不对的。于是他——闲章就自己登场了，而且，他一登场就成了主角——真是喧宾夺主，这也和管闲事的忙人一样——他们都是最引人注目最抢镜最会上头条的。“闲”，其实是一种策略一种计谋，他在你不注意的地方抢滩——还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闲”样。中国的老百姓有说，“一闲出百丑。”“闲章”，就是出印章的丑——当然这只是引申意义上的说法。但，中国文化的标志性项目——戏曲，讲的是“生旦净末丑”不可缺一。而到了当下的现代中国，则是“丑角”当道——娱乐圈如此，其他圈也是如此。

　　姓名章只能盖一个，而闲章，则要看你的本事，有本事则多多益善。而看画者——除了鉴定，不会关注你的姓名，而是关注你的闲章。闲章，在中国画中开辟了更多的文化空间，开辟了更多的意义可能性。

　　说闲章也只能是闲话，更主要的是，说的人看的人都是“闲”人。如今能作“闲人”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美术报能开这样的专栏也够奢侈的了。这也可见出美术报的高高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