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物收藏，古有官民之分，今有公私之别。官藏肇始较早。1936年在河南殷墟发现的YH127坑，即是商王室储藏王室占卜档案的地穴，出土有1.7万片甲骨，说明商朝对王室档案等已经有保护和管理意识。春秋时期，已有管理收藏之职。《周礼·春官·宗伯》记：“春官之职，掌祖庙之收藏，凡国之玉镇、大宝藏焉；”《周礼·天官·玉府》：“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官藏区别于民藏的较大特点是带有强权性和掠夺性。“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是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刘邦夺取秦都咸阳情景。这一“掠夺”传统也开启了中国书画收藏2000年流变。

　　书画鉴藏，含鉴定、品赏和收藏之意。何谓“鉴”？“鑑（鉴），大盆也，一曰鉴诸，可以取明水于月。”清人徐灏曰:“鉴，古祇作坚，从皿以盛水也。其后范铜为之，而用以照形者，亦谓之鉴，声转为镜。”“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中提到书画鉴藏关系时说：“夫识书者多识画，自古蓄聚宝玩之家，固亦多矣。则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禠，装禠而殊亡铨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张彦远又言：“鸠集遗失，鉴玩整理，昼夜精勤……竟日宝玩。可致者必货弊衣减粝食……唯书与画犹未忘情。”

　　鉴，即辨真伪和明是非，判定作品真伪与是非，也包括对年代甄别。书画真伪早已有之，王羲之时代已出现。正是“（王羲之书法）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的现象，导演并开启了书画作伪序幕。南朝宋泰始年间会稽余姚人虞龢著《论书表》，提到朝廷所藏书画，真伪混杂。他说：“朝廷秘宝名书，久已盈积，太初狂迫，乃欲一时烧除。左右怀让者，譬说乃止。孝武亦篡集佳书，都鄙人士多有献奉，真伪混杂。”还提到书画作伪：“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曰：“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繇）、王（羲）之、顾（恺）之、陆（探微）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为色不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明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提出书画鉴定的经验技巧：“鉴赏书画要诀，古今不传之秘，大都有四，特为拈出。书法以筋骨为神，不当但求形似；画品以理趣为主，类可徒尚气色？此其一。夷考宣和、绍兴、明昌之博睿赏，并及宝晋、鸥波、清闲之品题，举一例百，在今犹昔，此其二。只有千年纸，曾无千岁绢。收藏家轻重攸分，易求古净纸，难觅旧素绢，展玩时，真伪当辨，此其三。名流韵士，竞以仿效见奇，取圣通人，端在于此。俗子敝夫，专以临摹藏拙，遗讥有识，岂不有兹？此其四。是故善鉴者，毋为重命所骇，毋为秘藏所惑，毋为古纸所欺，毋为拓本所误，则于此道，称庶几矣。”近人余绍宋先生在《初学鉴画法》（1928年在天津南开学校的讲演）中说：“中国（书）画鉴法，第一自然是辨真假。真假的辨别有两法：一、形式的研究。二、精神的研究。”叶子先生在《中国书画鉴定丛论》中指出：“书画鉴赏，实际上包括鉴定和欣赏两个方面。鉴定主要是指判定作品的真伪，应属鉴定学的范畴；欣赏主要指品评作品的优劣，属艺术批评学的范畴。”

　　赏，即品高下，品评作品优劣。南朝王僧虔在《论书》中提出书法品评美学标准：“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天然”与“功夫”便是书法品评两种美学标准。这也与 “神品”与“能品”标准想吻合。到南朝庾肩吾的《书品》，将汉代至齐梁年间书法家123人，分成上中下三品。清代刘熙载在《书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绘画亦是如此，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就提出“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凄寥，披图可览。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也就在这时，南朝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最完成了绘画品评重要著述《续画品》,姚最认为书画鉴赏是很困难的事：“丹青妙极，未易言尽。”

　　藏，主要是指收藏、保护、流转、著录等。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说：“对传世的历代书画进行鉴别，目的在于有利于对那些艺术品收集、整理、保护、研究，使它更好地古为今用。”流转，是指书画作品的流传形式、收藏过程等，包括书画的买卖、馈赠、交换甚至抵押等等。虽然大多数中国古代文人以高傲的气格拒不卖画或耻于卖画，但作为馈赠和交换形式在早期的书画流转中普遍存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唐贞元十年（794年）在长安同一位邻居对弈时，就曾赢得一幅卷轴画。著录是指收藏者记录自己的收藏品和作者曾经过眼的书画作品情况。谢稚柳先生在谈到著录对于书画鉴别的重要作用时说：“著录对于鉴别，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然而，仍然起信任作用，而且对加强书画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足以引人入胜或者到迷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