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几个省份中都发现了在石窟里刊刻的佛经。其中，四川省安岳县卧佛院的刻经窟因其特别庞大的刊经数量，尤为引人注意。这里刊刻在石窟壁面上的佛经节文多达约34.1万字，超过了中国境內、甚至世界范围内其他任何一处刻经石窟遗址。

　　然而仅在近几十年，这组意义非凡的刻经窟遗址才在四川以外为人所知。在 1982 年的文物普查中，它们得到了考查并编号。在这一重要的考古研究举措之后，中国的许多学者都对它展开了研究。我第一次参观臥佛院是在1986 年，当时我受到中国佛教考古界的泰斗——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的鼓励，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推动一个旨在记录和研究这批石窟、并将其介绍给全世界的中德合作研究项目。带着先生的托嘱，我一直为此不懈努力。这个时刻终于在 2008年到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海德堡科学院（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达成了合作研究安岳县臥佛院石窟 的意向书。该项目得到了中国国家文物局的认可， 顾玉才副局长和童明康副局长特别关注此合作项目的发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在这些 年里对此合作项目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不断探索新 的途径和方法，并邀请更多的专家参与到项目之中。在四川，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毅所长和江章华副所长给予该合作项目以慷慨资助。该所雷玉华博士发表于2008年的安岳县臥佛院考古报告， 是一份关于臥佛院石窟的开创性研究。在项目期间，她数次赴现场热忱地与我们分享她多年来积累 的对臥佛院的认识。安岳县文物管理局的傅成金局 长和他的下属廖顺勇先生、许霞女士、周永强先生和吴罗平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重庆的陈朝严先生和欧俊霞女士同样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帮助，如照相器材和接送服务等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院长不但允许我们拍摄研究院收藏的一套20世纪80年代拓制的卧佛院刻经拓片，还选派了于春研究员与我们一起 展开合作调查。在北京，我们还一直得到马世长教授、罗炤教授、李崇峰教授以及张总教授等专家的宝贵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利群先生在石窟现场考察和翻译的过程中，同我们分享了他专业的考 古知识和见解。北京天远三维技术有限公司的李仁举先生协助我们对刻经进行了激光三维扫描。

　　海德堡科学院在翰赫曼院长（Hermann H.Hahn）和柯西荷（Paul Kirchhof）带领下，其能力卓越的行政部门的游古特（Gunther Jost）、杜默康（Cornelius Dommel）和馥玛恩博士（Marion Freerk）给予了我们项目坚定不移的支持。借助联邦 教育研究部的一个特殊科研计划，我们得以建立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地理分析系统。使用最新三维技术，我们建构了刻经窟的模型、扫描文字的阅读器以及三维分析工具。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美因玆应用科技大学的博克斯（Frank Boochs）教授和他的团队：柯卡门（Carmen Kramer）、施奈丽（Nata-lie Schmidt）、柏约克（Bj·rn Brecht）、凯布诺（Bruno Kessler）、舒海涅（Rainer Schütze）和吴马特（Matthias Uhler），以及海德堡大学地理学院 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Zipf）教授以及他的队员：奧密克（Michael Auer）、戴汉娜（Hannah Deyer-ling）、朗珊迪（Sandra Lanig）、何本赫（Bern-hard H·fle）与苏德宁（Daniel S·der）。汉诺威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石福柯（Karl-Heinz Steinke）为该系统开发了一个文字定位工具。

　　在海德堡科学院，大部分佛教及艺术史范畴的专业研究由蔡穗玲和溫狄娅（Claudia Wenzel）主持进行。迈豪朗（Wolfgang Meier）在王平国（Ma-nuel Sassmann）的得力协助下，轻松完成了全部数位化的工作。兼具美学敏感性和娴熟技术的苏珊（Susann Henker）和王平国在石窟现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马本汉（Martin Bemmann）贡献了他在图像处理上的谙练技能。雷鲁卡（Lukas Ledderose）设计并制作了两个脚手架，借此我们可以最精确地架设照相机。此外，他还绘制了洞窟的平面图。

　　一群前途无量的热心学生也参与了图片的后期处理、文字分析、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北京大学的任婧、陈晶鑫，四川大学的江涛以及海德堡大学的翟梓宏、陈亮、陈婷婷、陈雅、邱佩琳、耿焱、刘铭、李雨洁、曲艺、王明睿、吴萌和张少华。

　　普林斯顿大学的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教授慷慨地为本卷撰写了有关《法华经》的主要道论，牛津大学的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则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建议和信息。毕斐教授在中文编辑和校订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祝平凡先生监督原稿及印刷的完成。张平女士在组织安排方面大力襄助。朱海辰和他的研究小组设计了项目的标识和封面。由赫罗索维玆出版社（Harrassowitz）的克劳斯女士（Barbara Krau）和费肯贺先生（Jens Fetken-heuer）承接了全部手稿，他们在本项目结项之前一直给予高度关注。

　　我们还幸运地遇到了十分得力、见识广博的卧佛院当地工作人员。他们从童年起就熟悉卧佛院，并由此培养出对它的深切热爱。这其中有吴忠陆、吴忠富、吴纯春和吴孝房。他们搭制了脚手架，舟载着我们及仪器过河，并指点给我们新的洞窟。每天我们都能在巨大的卧佛前享用龙小琼女士为我们的烹制的佳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