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为纪念中国“新兴木刻运动”80周年和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浙江美术馆策划举办题为“鲁迅的面容”的纪念特展。美院版画系的教师们闻讯，便组织二年级本科学生，利用暑假，用黑白木刻的方式，共同创作一件与展览同名的巨型作品参展。

　　这场活动，使版画系的地下实验室在那个夏季里，满是年轻的活力和激昂的心跳。令学生们意想不到的是，蜚声中外的赵延年先生的身影，竟会不顾杭州盛夏的酷热，应组织者的邀请，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在众生的簇拥下，先生为他们讲述自己的作品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讲述黑白木刻的创作心得。因疾患困扰，赵老显得面容清癯，但神情矍铄；说话颇多停顿，却时时吐珠玑，也令少有机缘面聆先生授业的我，时有醍醐灌顶之感。最难忘的，是讲到他在“文革”中受迫害期间，读鲁迅、读《论语》这一节时，赵老的话锋突然一转，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现在，楼房是高了、马路也宽了。在我看来，拆了窄马路，就可以建宽马路；拆了矮房子，就可以盖高房子。但人性呢？……”

　　我不清楚别的听讲者的感受，但我，却是被这个问题深深地刺痛。也正是在听到“人性”这两个字的那个瞬间，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

　　赵老自10余岁起步习艺，从《弃婴》、《抢米》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再到《阿Q正传》、《噩梦系列》，持刀向木70余年，始终不改刀锋的犀利和黑白的铿锵，黑白刀木之间始终宣泄着充沛的感情，成就至高。而贯穿并支撑这一切的，便应该就是刚刚我听见的“人性”二字。

　　如果不是出于对“人性”的深切的关注和体察，如果不是出于对人类的大爱，我想他刀下的鲁迅、林伯渠或是阿Q，乃至于那个在皮肉上戴像章的人，便绝不会有那种逼迫我们把他拿来做镜子、供自己“正衣冠”的撼人力量。

　　那一天，是赵老在美院课堂上最后的授业。

　　那一天，版画系几代教师和90后学生共聚，被称为版画系的“五代同堂”。

　　那一天，60后教师曹晓阳，用赵老最擅长的黑白木刻手法，为赵老造像一帧，代表全体版画后辈，向一代宗师表达崇敬之情。

　　那一天，记得赵老在说完“人性”两字之后，便缄口沉默，眼中却炯炯然有光，射向四座，足足有好几秒钟。他似乎是要给听讲者留出足够的时间，去仔细琢磨这两个字的意味；又似乎是在殷殷地期待着后人们的应答。

　　斯人已逝，风骨长存艺坛。现在想来，那最后授业中的炯炯目光，又何尝不是在混沌与迷茫中，为我们引路的烛炬。

　　记于甲午霜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