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古代书画收藏以唐、宋、元、明、清作为一个历史坐标的话，那近代以后的书画收藏则有点呈现出历史清算的局面。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破坏，造成大量古代文化艺术资源破坏和流失，那时的艺术收藏局面就像几个陈列精美的博物馆遭到强盗空前的洗劫，一般余下的留待有识之士和有民族文化责任感的义士不遗余力地收藏整理和抢救。如庞莱臣、张伯驹、王国维、张石园、王福厂、马衡、钱镜塘等。

　　收藏家庞莱臣的书画收藏有“富甲江南”之誉。近几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热闹和繁荣吸引了很多海内外的投资者和文物爱好者，不仅国内的企业家积极参与和投入，许多海外的拍卖业也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其最明显的特点便是欧洲著名的拍卖公司如香港苏富比（Sotheby’s）和德国纳高（Nagel）等已经将拍品的预展放到了中国大陆。随着拍卖市场的热度走势，拍品的来源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回看这几年成交的拍卖记录，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米芾的《研山铭》、隋人的《出师颂》、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黄庭坚的《砥柱铭》等，均是海外藏家提供的。至少可以说明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一部分作品来自海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原本在国内私人收藏的很多艺术品或散失海外，或“抄没”在国内的一些博物馆或文博单位，也有一些是藏家捐赠出来或被征购的。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毁掉或散失在其他人手里。这里的藏家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像张伯驹、庞莱臣、吴湖帆、钱镜塘、叶恭绰、王己千、王世襄等。在20世纪前后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收藏家里，庞莱臣是值得提到的一位。

　　文物艺术品的收藏是耗费钱财和生命的。但在一些将收藏作为责任和生命的收藏家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应仅仅是堆积如山令人钦羡的国宝和延续时空的精美“尤物”，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脆弱的智慧载体中透析出来的文化创造力、超越时空感和精神品位性，以及收藏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对收藏家来说，令他们颇感欣慰的是他们的收藏精神逐渐得到重视。

　　从上海博物馆这几年的大型活动，如“晋唐宋元——千年国宝展”、“淳化阁帖特展”、“两塗轩捐赠上博藏品展”、“过云楼捐赠书画藏品展”、“钱镜塘捐赠上博书画回顾展”、“张永珍捐赠上博清代雍正粉彩官窑特展”、“大克鼎捐赠者——潘达于百年寿辰特别纪念”等。这些体现私人收藏家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博物馆在强调“人”、“收藏”、“文物艺术品”、“社会责任”的关系中，突出了收藏家在收藏过程中的社会文化意识和责任。2014年12月26日，南京博物院联合国内其他博物馆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为纪念庞莱臣诞辰150周年，举办的“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为其3个月的展览再一次牵动书画收藏和拍卖的敏感神经，这注定是一次书画盛宴，也将人们的目光回眸至民国初年那个风雨交加又文情泛滥的流光岁月。

　　庞莱臣，1864年生于吴兴（也称南浔，今浙江湖州），清末举人。名元济，以字行，号虚斋。青年时期好书画碑帖，据说未及弱冠之年，便购置乾隆、嘉庆时名人的书画手迹并进行临摹学习，颇得神髓和风韵。父亲庞云鏳（1833-1889年）就曾为此对他充满信心：“此子不愁无饭吃。”是啊，在中国古代的收藏家队伍中，子孙对书画艺术品收藏的兴趣，大多是父辈或祖辈的影响。远的有北宋的苏易简和米芾，元代的赵孟頫、倪瓒和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明代的项元汴和董其昌，清代的孙承泽、梁清标和安岐，近代有苏州“过云楼”的顾氏家族、常熟的翁氏家族、海宁的钱氏家族、承泽园主张氏以及“梅景书屋”的吴氏等。这些人中，有富庶的商贾，也有尊贵的皇室血统，或官仕之家，于平民百姓而言，是望尘莫及的。当然，在收藏家中也有一些靠权势和强取豪夺而来的，如元代的贾似道和明代的严嵩等。这些靠强取豪夺得来的收藏家，他们的收藏意义，如果拿宋代书法大家黄庭坚评价王诜的收藏的话说，那就是：“书画是愉情的雅玩，而你的这些东西都是用千金搜罗来的，满身铜臭，早就失去了他们应有的韵味，成了一堆俗不可奈的金银财宝。”

　　庞莱臣的父亲庞云鏳是南浔富有的“丝业”大户，且与杭州胡庆余堂的老板——“红顶商人”胡雪岩是莫逆之交。由于旁氏家族财富地产的急剧膨胀和扩大，声名享遍江、浙、沪，有“南浔四象之一”的荣誉和地位。而庞莱臣的人生价值便在于他父亲过世后，没有庸庸碌碌“无为”于巨大的财富之中，而是依然“子继父业”，大开企业和商业之道，并开创了浙江民营企业的新局面，也自然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也因此为他聚集了大量可以用来购置书画艺术品的资金。庞莱臣的另一个人生价值便是富足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泯灭他年少时的书画志趣，或者说精神层面的人生感悟。古今中外，大凡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物都有独特的人生经历、生活感悟和智慧、毅力。这让我想到，丰子恺在总结弘一法师的人生经历时说的一段话：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包括衣、食、住、行等。第二层是精神，包括文艺和学术。第三层是灵魂，主要指宗教。庞莱臣深悟人生之意义，毅然决定在人生澄明之时，专事书画艺术品的鉴藏。从时序上看，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也可能是庞莱臣专事书画鉴藏的一个契机。

　　庞莱臣书画鉴藏事业的奠基是避居上海开始的。回望20世纪前半叶的上海，艺术品的收藏是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也是艺术收藏的纯真时期。这一时期，书画家、收藏家、商业大亨、职业掮客等都聚集在上海。庞莱臣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庞莱臣鉴藏书画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他收藏书画的来源。庞莱臣书画收藏品位很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狄平子（1872-1940年），江苏溧阳人氏。名葆贤，字楚青，号平等阁主人、石颠。幼年时生活于江西，随父学耕，后居上海。曾参加“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900年回到上海。狄平子家富收藏，本人也擅诗文书画，精鉴别。从清朝同治时期就开始有书画收藏，这在他的《平等阁笔记》中有记载。狄平子的收藏中，唐宋元时期的名迹颇多，唐朝就有尉迟乙僧的《天王像》，五代、宋有董源的《山水》和赵孟坚的《水仙》等。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王蒙（叔明）的《青卞隐居图》就是经狄平子和庞莱臣收藏过的。

　　庞莱臣藏品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清宫的收藏，这一批藏品主要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末代皇帝及贵胄等从宫中携带出来的。他们有的纷纷避居上海，这对庞莱臣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而又由于他的收藏早已闻于内外，故登门求售者也不少。在《虚斋名画续录》中他记载：“比年各直省故家名族因遭丧乱，避地来沪，往往出其所藏……余遂择其真而且精者……”庞莱臣藏品的第三个来源是朋友之间的雅玩和交藏。商人与书画家之间的关系早在中国的元朝就已确立。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之妻就曾妒忌与吴镇比门而居的盛懋，仅因为盛懋的画供不应求。可妇人之见，逼得吴镇说出了“二十年后不复尔”的豪言壮语。明清以后这种关系就变得更为密切和微妙。虽为企业家出身的庞莱臣，可他身上的文人之气令很多书画家钦佩。因此，他与当时上海很多的文化艺术界名流保持着朋友的关系。郑孝胥、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等都是座上客。朋友之间的书画交藏也是收藏界常有的事。据传，庞莱臣就曾愿以重金求购吴湖帆藏的元人《兰花图》，吴湖帆无奈，只好让贤。这让我想到与庞莱臣同时期的一个收藏家钱镜塘，就曾以16根金条从一朋友处购得清代王翚的《陈元龙竹屿垂钓图》，后慷慨地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是啊，于收藏家而言，对自己珍爱的书画艺术品从来都是不吝啬金钱的。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种精神和人格的张力。庞莱臣藏品的第四个来源就是社会性的购藏，正如他在《虚斋名画录》自序中所说：“余自幼嗜画……年未弱冠，即喜购乾嘉时人手迹……迨后搜罗渐及国初，由国初而至前明，由明而宋……每遇名迹，不惜重自资购求，南北收藏，如吴门汪氏、顾氏、锡山秦氏、中州李氏、莱阳孙氏……同里顾氏诸旧家，争出所蓄，闻风而至，云烟过眼，几无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