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灿烂映丹青——绍兴绘画概览

　　绍兴书画文脉梳理

　　■李敬仕

　　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绍兴积淀了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绘画，就是镶嵌在绍兴文化皇冠上的一颗熠熠生光的明珠，在整个中国美术史的浩渺星空中都闪耀着特异的光芒。考古资料显示，作为“越人”族源的土著居民留下了以各式绘画图纹装饰器皿和骨牙器的实物证明当时的原始人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已开始萌芽。居住在会稽剡县（今嵊州）的东晋著名画家兼雕塑家戴逵（326-396）及其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载入画史的名家，但他们的画迹已丢失在历史的烟雾中而渺无踪影。藏美国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相传是陈闳（生卒年不详）的名作《八公图》，可能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绍兴画家的作品。陈闳的画，当时被称为“笔力滋润，风采英奇，与立本（即阎立本，唐代伟大画家）并驰争胜”，他画的马，独步一时，深受皇帝唐玄宗的赏识和器重。可惜他的画迹几乎湮灭无闻，有研究者认为《八公图》是他人的传摹作品，因为是传摹，并不能反映陈闳的画风特点。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高逸图》，是生活在唐朝末年的绍兴籍画家孙位（生卒年不详）的作品，，他被称之为“逸格第一人”。从《高逸图》的画迹来看，这个“逸格”显然不同于元人及后世所理解的那种所谓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逸格”。这幅画以塑造形象为核心，形神兼备、物我交融，遵循“画之本法”，被称为“掇笔而描”，在当时和后世都起到巨大的影响，所以有“冠绝古今”之称。

　　在历史的重要时期，我们总可以发现绍兴画家的姿影。宋朝是个重文轻武的时代，由于文人政治地位的上升，理论关注的重心也都集中到文人画问题上面来。他们的绘画多为寄兴抒情之作，题材偏重墨竹墨梅、山水树石及花卉，追求主观情趣的表现。在这股士大夫的绘画潮流中，绍兴籍画家僧仲仁（约1051-1123）开创了墨梅画派，为中国画史添上了独具异彩的一笔。他“以墨晕作梅如花影然”，即用墨色的深浅浓淡，画出花的远近，花蕊也只用墨色点画，望之有如花影，成为一种创举，受到了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赞许，在文人中赢得了一片喝彩声，所以，墨梅画派在后世得到了连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进入元蒙统治以后，由于政治腐败，种族歧视，使许多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特别是江南士人）蒙受极大的屈辱和压迫，文化重心开始南移，文人们在无可奈何之中，以书画排遣愁绪，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一跃而居重要地位，绍兴诸暨籍画家王冕（1287-1539）就是其中令人注目的一位。王冕出身农家，安于贫贱，晚年进九里山隐居，自耕自给，离群索居，除吟诗作文外，用心研习画梅之法。王冕画梅，主要继承了圈勾画花瓣法，还融汇了淡墨晕染空间的技巧，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画貌。而王冕的突出贡献则在于他创造出一种“万玉”的新图式，他一反前人画梅的那种幽怨冷艳、疏枝浅蕊的图式，而是繁花密蕊，千丛万簇，为墨梅画开拓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在明清时代，绍兴地区接二连三产生出举世闻名的重量级画家。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美术理论家、《辞海》编委暨美术分科主编邵洛羊先生曾经从中国古代画家中遴选出十位画家：顾恺之、吴道子、董源、范宽、李唐、黄公望、徐渭、陈洪绶、石涛、任伯年，写就《十大画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这十位画家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识画者一眼看出，其中明清的四位，绍兴竟然占据了三席，可见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辉煌成就非同寻常。

　　明代画家徐渭（1521-1593）带有传奇色彩的坎坷人生经历，可谓家喻户晓。他出生于一个低级官吏的家庭，父亲曾担任过夔州府同知。徐渭生下百日，父亲就去世了。他由嫡母苗氏抚养，受到了良好而全面的教育，广取博收，既博且约。他17岁时开始了科举生涯，在中了秀才之后，曾八次赴全省乡试，结果是屡试屡蹶，始终没有中举。37岁正式应召入胡宗宪幕，随着严嵩的垮台，他结束了5年的幕府生涯。他从庶出、幼孤、入赘到科举落榜，痛恨严嵩却被严嵩党羽所用，无不伴随着种种矛盾和痛苦，最后终于发展到精神完全失常的状态，并多次自杀未遂。46岁又因精神错乱而误杀妻子张氏，于是身陷囹圄。在他入狱的第7个年头，万历皇帝即位，大赦天下，加上众好友的大力营救，徐渭终被保释出狱。生活上的骤荣骤辱，使他对社会现实和人生意义价值的认识不断清醒和深化。出狱以后，他曾壮游四方，并致力于诗书画文的创作，来发泄自己愤世嫉俗之情，他的绘画渐臻高峰，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

　　徐渭在艺术创作中空诸依旁，别开户牖，开创了水墨大写意画风。他以走笔如飞、激越奔放的图式，着眼于生韵的体现，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时代性，把中国花鸟画推向了能够抒写内心情感的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充分发挥并随意控制笔墨表现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中国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徐渭作品的强烈个性无疑源自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形成了其悲哀痛苦的基调。他在感知外在世界时的情感态度处于一种颠狂状态，以一种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激情，将所画所写，都“从人心流出”，是自己情感的宣泄。他笔下的梅花和竹，已不是前人图式中那种清高、平淡、幽雅、静逸的格调，而是寄托了异常沉痛的身世遭遇的感慨和不平。他的代表作《墨葡萄轴》（故宫博物院藏）一干横亘画面中部，湿笔饱墨，顺着枝藤淋漓而下，只见藤条离披纷杂，果实晶莹欲滴，纵意挥洒，如欲飞动，犹如泼翻一砚梨花雨，再加上构图上的不求均衡，使整个画面显示出一种旋转飞舞的视幻觉效果，给人以强烈而激荡的感受。画面左上方的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更是补充了画面未尽之意，把一个在封建社会中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落寞襟怀抒写得淋漓尽致。同时，徐渭的作品也深深地镌刻着时代的烙印。当时的明代，也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此相适应的一股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生，徐渭正是这股思潮中的领军人物之一，其突出的特征表现为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激烈批判。明代中叶以前的文人画中，我们体察的是一种安逸、闲雅的情趣，缺少对痛苦的深刻体验，对人生的严酷反思，对彼岸的无限追求，留下的大多是消闲遣兴之作。而徐渭则将心灵上的创痛和悲苦作尽情的倾泻和宣泄，这既是他个人独特的创造，也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所以，它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生命的震撼感。李泽厚先生称之为：“……以一种更突出的方式表现了这种浪漫特色，徐渭可说是明中叶以来的浪漫思潮在绘画领域的集中代表。”徐渭在艺术上的叛逆和革新精神，犹如浪漫的钟声久久回荡在中国画坛的上空，深深倾倒并激励着许许多多后继企求革新的艺术家们。

　　被称为明末画坛怪杰的陈洪绶（1598-1652），是绍兴诸暨人。他聪慧早熟，天资超人，幼年时已显露出绘画方面的特殊禀赋。4岁时曾在粉墙上画出一个长十余尺的关羽像，让见到的大人惊得慌忙在像前下拜。同许多儒家文人一样，年轻时的陈洪绶也醉心于仕途功名。虽然那时他创作了许多画，并受到文人名士的欣赏，他还是通过纳粟（即交钱）和考试进入国子监，原以为这样就可晋身名臣大儒，干一番事业。不料崇祯皇帝看中他的只是他的绘画才能，命他去临摹名画，他虽然画艺大进，但终因不愿当一名御用画家，倔强地违抗皇旨，怀着无穷的失望和悔恨离开了京城。回到家乡的第二年，明王朝为李自成起义军所灭，不久，清军南下浙东，他避难于绍兴山里的云门寺，削发为僧，迫于生活的煎熬，又回到绍兴市上卖画为生。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一面指教学生，一面努力创作，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杰作佳构。

　　与徐渭不同的是，陈洪绶具有明显的专业画家的特征，是位在山水、花鸟、人物领域里纵横驰骋的全能型画家。他的山水画师法宋元各家，并能融会贯通，自成风范。花鸟画虽然是工笔设色，但工笔中包含着写意的成分，就是把笔描变成笔写，造型上也不是求准而是求真。他最擅长、成就最高的是人物画。明代中后期的人物画风日趋柔靡，仕女形象多为细眉小眼，弱不禁风，千人一面，缺乏生气。陈洪绶的人物画别具一格，开辟出一条“宁拙勿巧，宁丑勿媚”的艺术道路，人物造型多夸张变形而饶有装饰意趣，笔法遒劲，设色古雅，一反时人或甜俗或躁硬的流风弊习。他画的《对镜仕女图》，图绘一位揽镜自赏的美貌少妇，人物造型适度变形夸张，更加突出了神态。稍后作品《杨升庵簪花图》，也是一幅精心之作，图中的杨升庵被皇帝流放到云南，内心忧郁痛苦，曾于醉酒后，用白粉涂面，头扎丫髻，上面插了不少花，由学生抬着他，请女伎捧觞，游行市上，被传为佳话。陈洪绶官途失意和狂放行为，同杨升庵此举颇为相似，他作此画正是借题发挥，借他人之酒杯浇己心头之愁。陈洪绶还与徽州版刻名手合作，在版画艺术领域也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重要作品有《九歌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和三种《西厢记》插图等。

　　产生于晚清画坛的的海上画派，标志着中国绘画发展到近代的新的变化，其广泛深远的影响至今不衰。家住在绍兴大坊口的画家赵之谦（1829-1884）并未定居过上海，但被认为是海上画派的先驱。因为海上画派的一些特点，诸如对技巧的重视，对题材范围的开拓，把水墨写意技艺和强烈的色彩相结合，把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传统同民间美术和古代金石艺术传统相结合，这些无不在赵之谦那里已基本形成。赵之谦14岁丧母，一连串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使他备尝生存的艰辛，但他并不气馁消沉，而是凭借辛勤不辍的努力，终成一代书画大家。他17岁开始学金石，勤于习书，迫于生计，同时开馆授徒，忙累终年所得的菲薄的薪资，使他仍然难得温饱。21岁时，他考取秀才之后，开始了宦游生活，辗转浙江各地，和福建、北京等地，并于31岁取得举人头衔，以后曾四次参加礼部会试，均未考中。44岁时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到江西做了一名候补知县。他在任上，勤勉行事，心力交萃，卒于任上，时年56岁。赵之谦的艺术特点是创新和从俗。他主动适应时代潮流，在从俗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的切入点，其首要特点是把强烈的色彩引入了一向以素雅清淡为宗旨的文人写意画领域里。他画的奇花异草，各种色彩在画面上交相辉映，绚丽多采，但并不“艳俗”。相反，由于对比强烈的色彩更加衬托出对象生气勃勃的饱满精神，给人以一种完全崭新的视觉冲击力。譬如为兰嵒画的花卉团扇题字：“繁枝密叶，粉本在山村篱落之间。”可见他十分重视实际生活感受，把多种花卉结合在一起，又是高于生活，画中，他色墨并用，以色为主，姹紫嫣红，生意盎然，这在写意花卉中实属前无古人。他还借助在金石、书法上的纯熟功力，将篆籀笔法引入画面，使他的画演为宏丽、雄健， 淋漓酣畅，奇趣横生。赵之谦的山水画，同样不囿古法而能法而化之，以自然写生作为出发点，作品往往匠心独运，出奇制胜。如那幅著名的《积书岩图》，以浓墨下笔，勾皴如画松鳞，再用淡墨多层皴染，层次丰富，枯润相生，是山水画中极为难得的骷髅皴法的典范作品。赵之谦是以绘画、书法、篆刻三者同时取得卓杰成绩的罕见的艺术家。

　　海派的佼佼者当首推任伯年（1840-1895），被誉称“海派巨擘”。与那些因为做官不成或仕途失意才来作画排遣的文人画家不同的是，任伯年是位地道的职业画家。他的父亲是位米商，同时也是个有文化的民间画家。任伯年从孩提时代就接受父亲严格的造型能力训练，譬如父亲外出，如家里来过客人，父亲要求他不必用口头告知，而是要他画出客人的外形相貌，这使他从小养成敏锐观察对象习惯，并锻炼出背摹默写的能力。任伯年英年早逝，但给后世留下了画卷3000多幅，表现出惊人的勤奋和能画善绘的高度技艺水平。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技法全面，形制多样，面目清新。对象涉及人物、花鸟、山水、走兽，无所不能，表现手法不论工笔、没骨、写意皆能挥洒自如。这在盛行粗率简笔的文人画的明清时代极为罕见。潘天寿先生称赞任伯年“所作花鸟、人物、山水，重视写生，重视形体结构，细描淡染，笔墨无多而有神情，形象生动活泼；钩勒、点簇、泼墨交互使用，设色鲜淡，清新明快。工笔、意笔、淡彩、重彩，各具特点，功力很深”，并认为他的画“最好为人物，其次为花鸟，再其次为山水。”潘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就人物画而言，清代近300年画史中找不出一个可以比肩的画家。他画的《仲英先生五十六岁小像》，以景衬情，情由心出，将仲英似读书有得而面显乐陶陶的神情描绘得维妙维肖。他还给亦师亦友的吴昌硕画过多幅肖像，从众多的角度来表现吴昌硕丰富、多姿的个性，每幅都有独特的构思。如《酸寒尉像》，画家描绘了作为小吏伺候上司时的窘相。吴昌硕曾经做过一月“安东令”就告退了，画中的他头戴夏季花翎帽，身穿冬天厚棉袍，在上司前端立拱手，诚惶诚恐，其讽刺意味，不言而喻。他对表现历史神话和文学题材的作品，特别重视立意的深入，思想的开掘，构思不落窠臼。代表作《女娲炼石》以煅炼五色石修补苍天的女娲作为描绘对象，初看是幅含蓄典雅的仕女画，细看之后即可体会到任伯年在构思立意上的苦心孤诣和匠心独运。他把炼石的女娲本人也处理成一块石头，恰好与身边一块欹斜矗立的五色石走势一致，迢递而上，直薄云天，石的结构和外形如火焰奔突，石似人，人似石，这显然是以视觉形象在进行比喻，企图表达的思想是女娲炼石补天的过程也是在煅烧自我的过程。任伯年还善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和绘画语言，来尽可能完善地体现画面的主旨，这在脍炙人口的杰作《群仙祝寿图》中得到充分展现。此图在人物造型、构图布置、色彩处理上，均显示了画家驾驭复杂场面的能力，没有很深的功力和艺术修养是画不出来的。他的花鸟画，笔法恣放流利，用色往往参之以浓艳，大起大落，对比十分强烈，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任伯年的可贵之处，是能以开放性的文化观念和思维结构，开辟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与文人迥异的新鲜审美世界。

　　徐渭、陈洪绶、赵之谦、任伯年，被称之为绍兴画史上的震古铄今的四大家，可谓是顺理成章，名至实归。

　　带着灿烂文化传统和满目疮痍的中国，步履艰难地进入了现代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深厚绘画文化底蕴的绍兴，又孕育出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画家，如徐生翁、陈半丁、张聿光、郑午昌、商笙伯、吴镜汀、余任天、王叔晖、董希文、俞致贞、祝大年、张桂铭等等，为中国绘画长廊留下了丰富多彩、神采飞扬的画卷。其中，陈半丁（1876-1970）是绍兴柯桥镇人，他热爱中国画的文化传统，敢于旗帜鲜明地抵制当时一股想以西画改造中国画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歪风，并身体力行，走着一条有胆有识、合凝雅俗的艺术道路，题材内容趋于大众化世俗化，深深抓住了大众审美时尚。此外，他还在书法、篆刻方面也取得骄人的成绩，是位20世纪不可多得的书、画、印兼擅的大家。嵊县籍画家郑午昌（1894-1952）是位不可多得的学者型画家，除了擅长山水，兼作花卉和人物画外，在中国画史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著有《中国画学全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苦瓜和尚语录释义》等。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一书中有专文推荐《中国画学全史》，称赞：“此书合画史、画论于一炉，叙述详明，条理周密，文笔畅达，理论与事实并重，诚是一本空前的著作”。出生于柯桥的董希文（1914-1973），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油画家。他的画笔涉及油画、水粉、壁画、中国画等多个领域，其中以油画创作成果最为突出，闻名于世。堪称里程碑式的力作有《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不怕远征难》、《百万雄师下江南》等，是位创作重大题材作品的高手，他在油画民族化的旷野上孜孜不倦地探索开拓，为许多后学者的继续前进铺平了道路。张桂铭（1939-2014）具有西方现代韵味的色彩与图案构成相结合的作品，使他在上海画坛独树一帜，被誉为新海派的领军人物。

　　面对积淀深厚的绍兴绘画文化，这里不可能给予你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然而，即使是匆忙粗略的浏览，也足以让我们对着绍兴这块土地说：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