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真理已经毫无疑问，即对没有市场的艺术是需要基金会资助的，而且对于年轻的艺术家也是要从扶持的角度给予一定的基金会的奖励，好让他们继续从事创作，所以基金会的资助流向的对象大多是年轻艺术家。

　　当然资助工作引来的艺术家的判断标准问题也一直成为讨论的对象，即资助年轻艺术家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因为他们的价值过于超前而没法被已经滞后的评价标准所接纳而长期被忽略，那也会导致真正向前发展的艺术自生自灭或者流失。

　　关于艺术与一个时代的关系，早有社会学者得出了结论，即：一个当红的艺术家往往在他的时代是二三流的，而真正能够代表当下的艺术家因为超前于这个时代精神，而要等到下一个阶段获得回顾性的认识，这就是理论上要批判以时代精神为标准的原因，因为它最终会以“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面貌呈现出来，而超前的艺术是对当时存在的批判和创造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新概念。

　　在这样的前提下，基金会的生态有必要提出，有必要思考其资助的流向，比如，资助青年艺术家是一个主要流向，但对在当时未被认识而忽视的艺术家，基金会应该如何应对或者作出补救，将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思考。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评论很容易是滞后的，在艺术史上新的艺术总会遭受到评论家的抵制，而艺术除了要挑战市场还要挑战评论，我们很难看到有超前的评论，似乎超前的评论往往就是这个超前的艺术家来兼顾的。

　　如果基金会的宗旨是为了更好地将精神产品推向社会，那么对这样的不合时代精神或者超越这个时代精神的艺术的支持要有一个制度上的分配和流程上的设置，即在年龄段上，要设立一部分的“青年后”的资助流向，即这个基金会只资助已经有一定年龄但还没有得到认可或者还可再挖掘的艺术家，从资助理念上消除艺术家的年龄焦虑，而那些已经得到社会很大认可，或者年轻艺术家就不能从这样的基金会去申请资助。

　　基金会的资助流向是一个有关政策和学术的专业课题，是需要有专业的调研和形成章程的，尤其是公共基金会的建立。像现在这样的资助（当然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基金会，更多的是资本投资）似乎在反复告诉青年人，过了这个年龄，你们就会被淘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时尚好像都在用青年的名义来消费青年这个称呼，在青年一群中挑谁更年轻而促成一代一代的浮躁派青年乱象，从而导致了太多的“趋同艺术”。大器晚成在这里成了一种不可能再有的现实问题，而趁早做流行倒成了一种见效快的途径，而这样的运作系统会使思考停滞，热闹的表面下是各种艺术生长点的严重萎缩，今天青年一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