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杭州讯 记者 蔡树农 通讯员 柳献生 《墨子·天志中》云：“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中国古代在印刷术发明之前，重要文字典籍的厘定传播往往靠的是“镂之金石”，然而这种传播毕竟是小众的，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看到这些重要的典籍，于是传拓技艺便应运而生。传拓技艺最早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据《隋书·经籍志一》载：“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其中已有“传拓”一词。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拓本实物即拓制于唐代的柳公权的《神策军碑》、《金刚经》及欧阳询的《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等拓本可以看出，传拓技艺在唐代便已十分成熟。及至宋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对传拓技艺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此一时期的拓本无论是在纸墨等材料的使用上，亦或是拓工技艺的运用上都极为讲究，为世所共宝。传拓技艺一路发展至清代，到了乾嘉时期，随着金石学的鼎盛，传拓技艺及拓片收藏迎来了鼎盛时期，阮元、六舟上人、陈介祺、吴大澄、端方等一大批金石学家开始身体力行参与到传拓技艺中来，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著作。

　　传拓技艺传承至今，为中华文化遗产的有序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不仅为我们保留了无数珍贵的文物、文献资料和书法艺术资料，而且至今还在文物、考古和古籍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次拓片展由浙江省艺术品行业协会和河南省艺术品行业协会主办，恒庐美术馆和锦庐艺术馆承办，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作为学术支持。5月9日至15日在恒庐美术馆展出。

　　展品种类蔚为大观，质量亦属上乘，为同类展览所不能比，此次展览无疑是对推动金石学复兴的又一次摇旗呐喊。本次展览按照拓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古代佛道造像系列、古代碑志系列、古代画像砖（石）系列及其他金石等四大系列。

　　古代造像系列主要以洛阳龙门石窟造像记拓片及巩县石窟寺造像记拓片为主，兼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佛道造像碑记拓片，风格多样，蔚为大观，走进展厅便可领略到古代不同地域在造像风格乃至书法风格上的差异性，以及多样性，这些为没有条件对分散于各地的造像碑记做实地考察的同道提供了研究上的便利。在这一系列的展品中，《龙门二十品》及《龙门一百品》为清末民初旧拓，其中绝大部分原石已经损毁或流失海外，现在只能依靠拓片而窥其全貌，且因当时条件所限，拓出的拓片极少，且经后世自然及人为因素的破坏，能流传下来的拓片凤毛麟角，故显得弥足珍贵。《巩义石窟寺造像》虽为近年新拓，但作为高浮雕造像拓片，其技艺极难掌握，目前能为此法者仅李仁清等数人而已，且巩义石窟寺作为国家级文保单位，早已不允许随便拓印，此拓之稀少程度不言而喻。

　　古代碑志拓片系列中，展出的展品基本为历代名志，且多为清代、民国时期的旧拓，这些拓片的原石流传至今，或作为国宝文物珍藏于各大博物馆，或因战乱而被毁，想再得到拓片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更显得拓片的珍贵。其中最可称道的是《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西狭颂》、《祀三公山碑》、《袁敞碑》、《熹平石经·春秋》残石等拓片，这几件碑刻无论在书法界还是金石界几乎都是赫赫有名的神品，历来为书家、藏家所宝爱，此次展出的这几种碑刻的拓片均为早期所拓，纸墨精良，神完气足，较好地反映了碑刻的早期面貌，弥足珍贵。

　　《元显儁墓志》作为北魏墓志中的名品，自民国六年（1917年）出土以来，不仅以其独特的形制为世人所宝，其丰姿特秀、独具风神的书法亦为书法家所顶礼。《薛君妻崔蹈规墓志》但作为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所撰文，可补《全唐文》之不足，文学价值重大，展出拓片虽为近年新拓，但却流传极少，几乎等同于善本。

　　此外，在碑志系列中还有很多较为重要、珍贵的拓片，在此不一一而述。另外，此次展览所展出的画像砖（石）等其他拓片，亦多为稀见珍品，为以往所不多见，对于喜爱金石之学的同道来说可谓是一次饕餮盛宴。

　　如今，正处于金石学复兴的初始阶段，作为金石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拓片的价值尚没有被正确的认识。相信随着金石学的不断升温，很快就会出现清末民国时期“一张好拓片，一座四合院”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