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自已讲，他在1959年出版《20世纪的中国艺术》的时候，他的西方同行们都表示出不解，都认为他是在为一个很不学术的课题浪费时间。其实我们的中国的同行也曾经是这样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贯性的中国美术史观念，是古代史观念，其叙史的下限在晚清就收尾了，之后的近现代美术算不上严肃的史学。所以给20世纪中国美术叙史，并由此建立学科，是很晚近的事。

　　苏立文的这本《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是199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中央美术学院的陈卫和博士接手翻译，2000年送交湖南美术出版社，后来的出版流程中因内容审读之故断断续续走了10年，最终也搁浅下来。后来，2012年苏立文应官方邀请至中国才促使译稿换至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可谓好事多磨。

　　苏立文写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其对象也是西方读者。所以客观平实的叙述与具有个性的议论夹杂成一种独特的文风，这种文风不拘泥于过多的写作规制，也不完全受史料的羁绊，有津津乐道叙述故事和直抒胸臆的写作之快。但愿我没有曲解苏立文先生的叙史方法和行文风格，我总觉得汉学家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能激活沉睡的甚至枯燥的历史，与我见过的中国同行的历史写法大有不同。

　　事实上中国人写的美术史著也有过类似于这种以叙述、议论为主线的写作方法，如张少侠、李少山的《中国现代绘画史》（1986年）在当时就是将这种文风或叙史方法初露端倪的著作，只是那时我们在受他的行文个性和新方法感染的同时，还不敢承认这也是可行的叙史方法。

　　所以，历史少不了故事，如能娓娓道来，叙及一点激情，夹叙夹议，这种叙述就很生动可读。这点应成为史家的共识。

　　写历史变成了讲历史，这种故事性的文学笔调贯穿在苏立文特有的叙史架构中，又不伤及史实，还带来了阅读的感性。苏立文在战时昆明与庞薰琹关系很近，庞薰琹也是苏立文接触中国现代美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人，彼此间在战后还有书信来往。所以由他这样写来读者倒是觉得亲切，是为信史。当然他跟好多中国艺术家有过接触，其中不少还成为朋友，这种亲历者的笔调也同样贯穿书中，给这本书中的叙述增添了生动、写实、可信的色彩。

　　苏立文写这本书，处处都有相异于中国大陆美术史书中的那些成规史识的独到见解和鲜活议论，从大处、细微处都显出作者治史的老辣工夫。也由于阅读对象是西方人，所以不像一般史书那样有套路，讲究所谓的规范，行文间的冰冷无情；苏立文强调的是标题的直接和简单，以及叙史的归纳性，少用修饰，叙述多于理论，在中国大陆还确是不太容易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对徐悲鸿，长期以来誉之过剩，现在反思起来又毁之无度，二者都有以偏概全以小观大之嫌，离理性的学术研究距离太大。苏立文于其中，代表了一个海外汉学者的研读眼光，而且是理性的以史带论，对我们拓宽认识不无益处。

　　当然，写这类通史性的断代书，属宏大叙事，其难处和需要专业功夫之处，是各章节所占的内容比重和对写进书中的材料的选择与运用，这毕竟是史家对人物、事件判断的识度问题。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料复杂，关系错综，我做这领域多年深知其水深，不易把握和辨析。看苏立文在书中的章节设计和从容的写作，大刀阔斧，轻车熟路，还是深受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