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中国美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美术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又一次让人们重新在世界美术格局中反思主题性创作的风格走向及其价值意义。无论在西方艺术史各时期、地域的美术创作中，还是在中国美术发展的源流中，主题性美术创作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域的思想结晶与文化成就，集中凝聚了各时代与民族的历史现实及社会图景，并显现出较为明确的时代规定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特色。尤其是近百年来，作为一个民族与一个时代的特色性艺术成就，主题性绘画创作的文化身份与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结合在一起，延续至今构成了百余年来中国美术创作的主线。

　　既然作为“主流”“主线”，必然在长时间的发展历程中积淀了很多经验、形成了诸多范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表现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表现广大工农劳动者形象，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母题，这种题材的汇聚又与注重造型基础的、严谨的学院传统相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在人物形象造型、叙事手法、构图章法、画面氛围等方面都积淀为一种新的“传统”，或者说是一种规范，直接影响着当下的主题性创作。对于这种新的“传统”的评判当然是两面的，尤其在当代艺术思潮与艺术市场观念的影响之下，“规范”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某种局限和桎梏，在很多相关题材创作中，呈现出创作手法的单一化、风格与创意的雷同等问题。更有一些创作者在面对此类题材时，相沿旧路“闭门造车”，不肯在艺术本体层面下苦功，只是一味地迎合题材上的时政需要和样式上的既定模板，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拉低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整体水准。

　　毋庸讳言，在当下的美术领域，搞主题性创作其难度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概念范畴的判断与理解，创作的题材或风格本身并不能在独立意义上揭示“主题性”，而作品整体构思与具体艺术表现的合力，才共同指向了一个“召唤结构”。从某种意义来说，作品是否能够引起广大受众的集体性共鸣，才是主题性创作的核心主旨。因此，不单是表现革命历史、英雄或领袖形象，表现一个底层的劳动者、表现平凡生活中富有意味的日常场面，或当代社会风尚的新潮事物和具有典型价值的人物形象，同样可以召唤“主题性”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