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美术观的全面确立

　　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感性形式，要保国保种，不能不保自己的文化艺术，要捍卫民族的尊严，不能不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辉煌的文明铸就了忠诚于民族的传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表明反抗民族压迫，维护民族尊严是民族每一个成员天经地义的义务。当外族的刀枪挑破民族的肌肤的时候，必然激发出中国人捍卫民族尊严的巨大的勇气和难以估量的反抗力量。这种反抗当然不仅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还有文化的反抗，这种捍卫当然不仅是求得河山的完整，还有民族文化艺术的尊严。

　　抗战时期的中国美术界对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因袭成风的中国画批评声势，并不亚于“五四”时期，但与“革王画命”的浪潮相异的是少了“民族虚无主义”成份，而更多地显示出呼唤和重新激活民族传统艺术生命力的愿望和理想。人们在批评一些中国画家固守传统，漠视现实的同时，也对“五四”以来在对待中国传统艺术的态度上较为普遍存在的“数典忘祖地全作洋人尾巴”的现象，提出了严肃批评。对中国画现状的批评与对传统艺术价值体认的并行，对中国画“现代化”的呼唤与西洋画“民族化”吁求的交织，构成了战时美术界有意味的现象。

　　许多中国画家对绘画传统不再采取单向承继的方式，即不囿于在宋元明清诸大家笔墨中吸取养料，而对非文人画体系的传统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敦煌热”，成为中国画坛一大景观。继张大千之后，谢稚柳、关山月、关良、黎雄才、吴作人、王子云、叶浅予、常书鸿、庞薰琹等一批寓居大后方的美术家先后走进了莫高窟、走向了大西北大西南。这是一次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重要的“本土西行”运动，是一次对传统再认识的活动，是一次向传统的伟大复归。在这种复归之中，画家们开拓了眼界，对中国艺术传统和美学精神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寻找到了滋养自己艺术生命的新养料。中国画并没有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境况中沉沦，也没有在“为抗战而艺术”的呼声中，全都披上“战甲”。不少画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陆严少、董寿平等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维护民族艺术尊严的心态，在向传统与自然的回归中，有了新的超越。他们和那些“直面现实”的画家或热衷于“中西融合”的画家一道 ，以行动表明，在神圣的抗战中，“中华民族的美术，仍然是永恒的前进。”

　　在战争的烽火中，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学术研究和美术文化的探讨不仅没有停滞，而且还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些新的学术研究机构在弥天烽火中诞生，一批艺术家在战争环境中开始了他们新的艺术生涯。还有相当多的美术家和美术史论家怀着抗战建国的理想，注意救亡宣传与文化建设并重，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中潜心学术研究，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撰写并出版了一批艺术史论著作。如果说对中国画现状声不绝耳的批评反映了美术家“爱之切言必苛”的心态的话，那么，战争中美术家历经艰辛走向戈壁深处的莫高窟，走遍西北进行艺术史迹的探寻考察，在大后方深入乡村收集民间艺术，深入研究民族艺术传统，则折射出深沉的民族情感和捍卫民族艺术尊严的热情。正是战争中对传统的回归与超越，构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美术体系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