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上高扬的爱国激情

　　20世纪上半叶的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一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的全面较量。由悠久历史文明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在中国军民用武力奋起反击的同时，包括美术家在内的中国文化人也从师承与流派的营垒中走出来，聚集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下，利用文化的武器英勇地投身到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人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一些进步的青年美术家怀着民族忧患意识用各种美术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逐渐将工作的重心由倡导阶级反抗而转到民族救亡的宣传上。一些以抗日救亡宣传为主的美术社团，如“中华全民漫画作家协会”等相继成立。年轻的木刻家和漫画家成为最活跃的抗日救亡活动的鼓动者，胡一川、江丰、李桦、夏明、路鸿基等青年版画家创作了《到前线去》、《怒吼吧，中国》、《保全领土完整》等抗日主题的版画作品。在日趋高涨的救亡大潮激励下，也有不少知名美术家，把艺术的视野转向抗战的主题上来。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春季，标志着中国美术最高创作成就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南京举办。该展览尽管优雅、恬静、超逸的作品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也有顾了然的《守望》、唐一禾的《武汉警备者》、黄元的《逃亡 》、王悦之的《弃民图》、 刘开渠的《兵士》等作品将国难当头、民族生存搏斗在际的气息输入了堂皇的艺术殿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族战争从此全面展开。美术运动如同整个新文化运动一样，也在全面抗战的洪流中，无论其内涵和发展态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愿做亡国奴的艺术家们，意识到艺术与流派之争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生存问题，现实也没有给以艺术独立生存的条件。是逃避还是战斗，是沉默还是呐喊，是应该“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抗战而艺术”，艺术家必须做出选择。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的美术家们在救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赤诚的爱国精神。抗战前期在武汉成立了具有广泛性的“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各艺术门类协会如“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和“中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等也相继成立。中国艺术家们将民族利益作为最高的共同盟约，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地一致地团结起来，形成自“五四”以来最为团结的局面。

　　抗战初期，新美术运动的中心上海成为了抗战的前线，也成为了救亡美术运动的中心，为适应抗战需要，“中华全国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漫画》并组织叶浅予、张乐平、胡考、特伟等8人参加的漫画宣传队，冒着日军的轰炸到处进行抗战宣传。各地美术学校青年学生们也行动起来，踊跃地开展抗战宣传活动，表现出美术家巨大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8年底以后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以及其他沿海大城市几乎全部被敌攻陷。于是又促使包括美术家在内的大批文化人的辗转迁徙。原来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美术家，一部分奔向陕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部分仍留在敌占区，更多的或出走香港或逆江而上辗转大后方。这种大流动、大迁徙，使文化——美术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大板块、多中心的格局。各板块和中心由于地域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在美术的表现形态和活动等方面各有侧重和特色，但因有抗战救亡，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这一共同目标，美术家之间又互有来往交流，使得各区域各中心并不是各自封闭，各自为阵，而是在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引导下，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携手并进，共同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救亡的旗帜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和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两个不同政治区域中的美术家你来我往，交流不断。特别是延安的木刻作品，带着陕北高原泥土的芬芳和阳光般的明快 ，一次次出现在大后方的展览会或报刊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许多美术家在这些作品中强烈感受到他们苦苦寻觅并力图捕捉的与这个时代适应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兴奋与激动可想而知。延安的美术作品在大后方受到赞美认同，昭示着战后中国美术的发展走向。

　　抗战时期众多爱国的美术家将民族利益置于师承、流派、画种之上，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美术运动，折射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文化精神，彰显出“五四”以来中国新美术运动逐渐形成的将艺术命运维系在国家民族命运上的新传统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