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催生的空间格局与艺术生态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我国自鸦片战争至“七七”事变以前的近百年历史中，形成了京津、 沪宁、岭南等几大文化与美术中心，这些区域中名家荟萃、流派纷呈、美术活动频繁，美术教育和出版业也方兴未艾。抗战爆发，战火所及，上述三大中心相继衰落，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沿海地带逐步向西部腹地的转移，我国重要的美术力量重新整合于大后方。

　　我国当时几所最为重要和完备的美术院系均迁到西南地区。随即一些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凭借这里的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地位，又先后创建了几所美术院系。这些迁入的、新建的美术院系构成了大后方乃至整个中国最为密集的美术教育网络。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在这特定的时空中弦歌不辍，奏响了悲惨而激昂的乐章，一大批后来辉映于艺术天空的灿烂群星在这里升起，显示了中国美术界不可毁灭的生命力。随着美术院校和“中国美术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等美术社团的内迁，许多知名美术家先后移居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大西南诸城市。徐悲鸿、林风眠、张大千、丰子恺、吕凤子、滕固、陈之佛、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刘开渠、叶浅予、倪贻德、吴作人、常书鸿、吕斯百、唐一禾、庞薰琴、王琦等一大批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卓有成就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都曾在大后方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们为大后方增添了风采，注入了艺术的活力，同时，大西南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巴山蜀水和文化底蕴也滋养了他们的艺术。不少美术家的探索在这里步入了成熟期或进入了艺术创作的转型期。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在抗战时期也成为许多青年美术家的向往之地。特别是“鲁艺”成立后，先后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的美术家有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陈铁耕、罗工柳、马达、陈九、力群、刘岘、张望、蔡若虹、张仃、张谔、华君武、王曼硕、王式廓、王朝闻、胡蛮、陈叔亮等。他们多数聚集在延安的“鲁艺”，或作为教师或继续学艺。很快“鲁艺”自己培养的画家古元、罗工柳、彦涵等也逐渐崭露头角，他们先后在“鲁艺”完成学业，并下基层锻炼又相继任教于“鲁艺”。显然，“鲁艺”作为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一所全新的艺术教育机构，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美术家，成为抗战中的中国艺术界举足轻重的力量。

　　中国美术力量的空间挪移，不仅改变了中国美术文化的空间格局，而且还促进了国统区艺术与解放区艺术、精英艺术与民间艺术、东部艺术与西部艺术、汉族艺术与少数民族艺术、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相互交融，构筑起了多元的协调发展的艺术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