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艺术层面的国际交流与对话

　　中西美术的交流是中国美术现代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现象。有学者认为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加剧和随之而来的民族救亡战争，使中外美术交流的频率减弱，甚至终止了。事实上，在抗战时期，中国与国外的美术交流不仅没有终止，而且还有所加强，并在交流的形式和内涵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其它时期的特点。

　　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外美术交流，大致可以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中国美术界的对外交流基本上为单向交流，即为急需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抗战斗争，并募集抗战捐款，赢得广泛的支持和同情而走出去进行的交流。其中最重要的交流活动无疑是1938年10月，徐悲鸿携带大批作品到达香港，开始了为期3年多在东南亚的筹赈画展和1939年著名画家张善子携带180余幅作品赴法国、美国，历时21个月举办的100多场的展览和演讲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抗战美术在共时性层面上同其他同盟国美术界面临相同或相似的境况和使命，这为中外美术交流，特别是与苏、美、英、印等国的交流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在中外美术的双向交流中，不仅赢得了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而且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美术的现状。西方美术向中国单向输入，中国美术家被动接受西方美术影响的局面在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得到改变。尽管，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对外美术交流得以频繁开展，主要是适应于抗日救亡现实的需要，但是，正是中国加盟到世界性的反法西斯的斗争阵营中，中国和中国美术才有了世界意义的“参与”。单方面的传入或输出，往往是强弱势文化之间不平等的对话，只有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之下，交流的双方才有平等对话的可能性。这是抗战时期中外美术交流给我们的启示。抗战时期的中外美术交流是整个中外美术交流史上不可忽略的篇章。

　　抗战美术是跨度并不长的一个特定时期内的文化形态。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时序性特征看，它是现代中国美术史链条上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一环，从其文化内涵和特征上看，它是“五四”以来新美术运动发展的逻辑归结，是战后中国美术文化心理走向的一个始点。在今天，我们去追忆波澜壮阔的抗日美术运动，去认识抗战美术历史与文化价值，不仅有利于激发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民族责任感和创作激情，对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思考和建构中国当代的艺术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