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潘絜兹先生诞辰百年，引起我对他老人家深深的怀念。

　　人生机缘巧合，可遇而不可求。1982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来到《中国画》编辑部做编辑。那是我结束了16年农民生涯重返美院的第四年，从美术史系师资班分配到北京画院做编辑。我的美院情结很深，原来很希望留校随便干点什么的，可是系领导大约认为我不是搞研究或教育的材料，就让我到了画院做了个编辑。或许，这是我的一个机遇，令我有机会成为潘絜兹先生的助手，成为先生精神上的追随者，获益匪浅。《中国画》杂志1982年复刊，潘先生任主编，那时先生已经年近古稀，但他仍然全力以赴的为刊物操劳。《中国画》编辑部在锣鼓巷雨儿胡同13号原来齐白石住过的院子里，占了西南跨院三间南屋。这里距离潘先生居住的后海很近，先生过来很方便，我们有事的时候骑上自行车无需十分钟就到了先生的家里去请示。很多时候我们会见到潘先生在他家低矮的南屋里和几个助手忙着工笔重彩画会展览的收件或退件的事情。

　　我当时就住在编辑部，每天早上等待大家上班的时候就练书法，临写《郑文公碑》，记得有一天潘先生来得很早，看见我在临帖，就提示我可以把字放大了写，我立刻明白了先生是让我气势开张不必拘泥。潘先生为人谦和，有些寡言少语，或许和我们不是在一个辈分上，平时的交流不是很多，但是潘先生在艺术、学术上的追求，却深刻的影响着我。潘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确是毫不含糊的，同时他也并不守旧，他早年的工笔人物画里有日本人物画写实风格的影响，他的画摆脱了明清仕女画陈旧审美程式的影响，在吸取敦煌壁画艺术健朗朴厚、犷悍明快的风格的影响下，结合当时注重写实的努力，最终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潘先生是大才，生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际，挺过风浪，显示出他崇高的人格、坚强的个性、过人的才华、深厚的学问、坚实的绘画功底，更令后人崇敬的是他推动复兴工笔重彩艺术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实干精神。他对于民族文化的坚守，给与我深刻的影响。《中国画》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坚持民族文化传统，提倡深入生活，尊重老一辈画家取得的成就，尽力发掘被埋没和甘于寂寞的杰出画家，努力助力新生代青年画家的健康成长。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从潘先生身上学习来的敬业态度。《中国画》杂志在我实际主持的时段内，没有谋取过私利，没有占过画家们的便宜，无偿的为他们写稿，那时候刊登一件作品图片还要向画家付一点稿酬，当然也获得了画家们的好评和友谊。我想，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也是潘先生立身精神的影响。

　　潘先生身体本来很好，不幸的是在83年被一辆摩托车撞成重伤，从此身体大不如前，去日本开画展生病住院，身体又受影响。但是先生顽强地和疾病斗争，晚些时候患上了老年病（据说是脑萎缩），写一行字从核桃般大，越来越小，直到如米粒一样。我问先生能否注意，老人家无奈的摇头。后来先生住进中医研究院，竟奇迹般地好转了，我去看望他的时候，先生竟能够完成四尺整张的工笔人物，虽然长线勾的不尽流畅，但我还是为老人家的恢复，由衷的感到欣喜。

　　潘絜兹先生离开我们转眼已经13个年头，而人们对先生的怀念之情并未稍减，先生身影更见高大。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愿吟诵范仲淹的名句献给他老人家：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15年9月于京华道不孤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