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作为公元3世纪至公元9世纪丝绸之路重要的佛教文化遗迹，不仅展现了佛教文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轨迹，而且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一时间段内龟兹石窟产生、发展、繁盛和衰落的过程。同时，它是已消逝的“丝绸之路”和古龟兹文明的独特见证。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王赞回顾介绍本次研讨会近三年的筹备情况时，激动地说：“2008年，我第一次去新疆克孜尔，去过之后，我的心就已经紧紧地和新疆克孜尔联系在了一起。在之后的教学与研究中，我带着我的研究生们，参与了许多次的学术研讨，也到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省份考察。我们走过了河南、山西、甘肃、新疆、西藏，对中国尚存的许多壁画进行了研究，近几年我的研究生们，包括博士和硕士在内，有14篇关于壁画研究的论文，这就是在2008年之后我与新疆龟兹研究院、克孜尔壁画的紧密联系。2012年，我第二次赴龟兹研究院，与之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合作关系既是美院研究生的一个教学基地，也是相互培养研究生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新疆龟兹研究院院长徐永明介绍了克孜尔作为丝绸之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的特殊价值，“克孜尔壁画在2004年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被列为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从它的价值上说，主要是它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非常特殊。克孜尔石窟介于敦煌石窟和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之间，主要起到了西融东渐的作用。所以，从文化整体来看，它有多元、开放、创新的文化属性。来自丝绸之路的多种美术风格在克孜尔汇合，并且多元风格不是以植入的性质在这里表现，而是以一种融合的、包容的、开放的姿态，把多元的文化都吸纳了进来，加上它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形成了龟兹模式，甚至影响到新疆以东，敦煌早期的壁画也受到其影响。”

　　除此，徐永明补充了克孜尔壁画研究的意义和普世价值，“佛教艺术对中国是影响深远的，我遗憾的是中国美术史把这块忽略了。如果没有早期佛教美术的传入，可能中国美术史是另外一个状况。另外，我们做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对于老百姓来说如何受益呢？古代掌握文化的阶层是僧侣阶层和达官贵人，老百姓没有文化，洞窟壁画就像看图说话一样，比如主世，主要介绍释迦摩尼成佛之前的一些故事，他不同的化身主要表现了他的智慧、仁慈、孝道，我觉得这对于当代来说也有很大的教化作用。”

　　哈佛大学建筑与艺术史系教授汪悦进，则从文化地理、精神遗产、学术背景三个国际视野理性地分析了克孜尔石窟研究的意义。他说，“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的关口，历史叙述面临一个重新调节、重新去留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本是赢家的故事，胜利者的故事，随着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帝国叙述的结束，‘亚洲’的说法本是西方权力的话语，亚洲的故事应该怎么叙述？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来看，现存的艺术中，亚洲艺术中有哪些是人家少有或者没有的，就是石窟，这是亚洲艺术中最闪光的艺术。美术史都要改写了，我觉得它是亚洲艺术史中最闪光的一页。从学术背景研究来讨论，21世纪学术热点最前沿的东西是智能问题，各个学科都有所交汇，当下必须关心智能问题。文科方面，哲学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交汇，如何结合科技与人文，提供一个突破点，显得尤为重要。这个跟佛教艺术有关，克孜尔石窟就有着丰厚的探究资源，它至少是保留了禅文化的遗存。这也是为什么龟兹石窟壁画对学术界、美术界有很强的感召力的原因和研讨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