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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4版:副刊

叶浅予如何看
徐悲鸿的素描观

  在叶浅予广阔的“朋友圈”中,徐悲鸿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两人都是中国现代人物画的大家,相识较早,也曾一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共事过五六年,但过往并不密切。按照作家包立民的看法,两人“是一种不远不近、不亲不疏的关系,始终保持着一段无形的距离。”而横亘在两人间的障碍物,便是艺术观念的不同,比如对素描的认识。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经著名作家、出版人邵洵美的介绍,叶浅予与徐悲鸿就在南京相识。而初次见面,徐悲鸿无意中给叶浅予留下了狂傲自大的印象,很大原因便是他对素描侃侃而谈。徐悲鸿谈到,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要改造中国画非得从素描写实入手;而当时中国画坛上,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蒋兆和,一个是他,还有半个是梁鼎铭。叶浅予听了很不舒服,心想徐悲鸿把中国画家也看得太扁了。或许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叶浅予对徐悲鸿并没有留下最初的好感。

  叶徐再次相见是在1944年5月4日。这一天,叶浅予在重庆中印协会举办“旅印画展”。用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画现代舞蹈人物,是叶浅予由漫画向中国画的一个转折,也是他借助速写画中国画的一个尝试。但最终能否趟出一条中国画的康庄大道,他起初并没有足够的把握,于是向重庆文艺界著名人士发出了邀请,徐悲鸿也赫然在列,想听听他们的看法。徐悲鸿如约参加了开幕式,并表示祝贺。他在展厅中来回观摩,当场定购了两幅舞蹈人物。回去后,他又欣然挥笔撰文,对叶浅予的舞蹈人物画给予了充分肯定,文中有言:“中国此时倘有10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大时代之来临了。”

  不久徐悲鸿又请叶浅予到他家中看画,慷慨表示:“你喜欢什么画,可任选一幅。”叶浅予难辞盛情,选了一幅“烈马图”。事隔半个世纪后,叶浅予曾对包立民不无感慨地说,尽管他对徐氏心存偏见,但是观其文,观其行,又不得不佩服徐氏提携后进、爱才重才的风范。

  两年之后,徐悲鸿重返北平,重新组办北平艺专的教学班子时,居然邀请叶浅予这个从未接受美院专业训练的画坛“草寇”到国画系执教,并任教授,这对叶浅予来说,确实是从未想过的破格之幸。事隔36年后,叶浅予在其自传中回忆了当年受命时的心态:“我只知创作,只知向社会学习,只知向报刊供稿,却不知怎么当老师,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当时不敢同意。直到1947年,才决定闯一闯美术学院的关。”尽管有北平艺专的国画老教授嘲笑他是“王先生当教授”,但他终于硬着头皮闯进了“艺专”,走上了讲坛,并且在这所全国最高美术学府中任教36年,成了名副其实的教授。

  彼时,北平艺专国画系执行的是徐悲鸿教学体系,造型基础课主要是木炭素描,画的对象是人,徐悲鸿的教法也是素描示范。而这对于从来未学过素描的叶浅予来说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为此,徐悲鸿特地为他增添了一门速写课。一个是素描示范,一个是速写示范,两人在教室各教各的,两套马车各走一路,倒也算并行不悖。

  在1949年7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徐悲鸿被任命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国美协前身)主席,叶浅予被任命为副主席兼秘书长;不久,中央美院成立,徐悲鸿任院长,叶浅予任绘画系教授,无论从哪个渠道而言,徐悲鸿都是叶浅予的顶头上司,两人应该有很多工作上的往来,但私交并没有建立起来。对此,包立民曾向叶氏询问个中缘由,叶氏解释:“原因有二点,一是他是学院派出身,又是学院派中的当权派;而我是草台派出身,学院派看不起我,我也不愿攀附他们。二是他的艺术教育主张是以写实的素描来改造中国画,以素描代替临摹,而且认为中国只有二个半素描画家。这些主张和看法我不能赞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关于徐悲鸿的绘画艺术,叶浅予在徐悲鸿逝世不久曾撰文评介过,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题为《徐悲鸿的水墨画》。在这篇文章中,叶浅予认为:“徐先生的水墨画一方面得力于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一方面得力于西洋的科学技法,有了这两种基础,并使之融会贯通,才有这样的成就。”但非常怪异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叶浅予评介了徐悲鸿的动物、花鸟、甚至画得很少的山水(如《漓江春雨》),惟独对他的人物画——徐氏创作中的重头戏只字不提,只字不评。而叶浅予同样身为人物画家,到底为什么不去谈专业对口的话题?或许当时叶浅予的看法还不成熟,或许心中已有看法,但不便公开提出来。但到了197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徐悲鸿人物画创作的缺陷:“仅仅于形似,不能达到神似的高度。艾(指理论家艾中信)文所举徐氏的人体素描,谓已达到尽精微的高度。请问,能不能提升到‘气韵生动’的造型原则上去呢?”

  叶浅予的这篇文章是受人物画家方增先的启发写成的。当年,人物画家方增先在上海的《美术丛刊》上发表了《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问题》,“诉说在创作造型问题上因不能摆脱素描观念的束缚而苦恼”。叶浅予看到此文后,便写了一篇《方增先的苦恼》,借题阐发素描之于中国画教学与创作的戕害,以及中国画教学的改革策略。

  在这篇文章中,叶浅予谈到,他曾向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提出“人物画基本造型训练的一元化方案”,要把国画写生与素描写生这两门课合并到一起,“取消素描课,把素描的某些有利因素融入到国画人物写生中去”。但最终,他不禁感慨:“一提到改革,问题就不那么简单,积习难返哪。”

  他在文中立场显明地指出,作为中央美院造型基础教学的统治思想,徐悲鸿“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主张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国画系不能冲破这一思想的束缚,阻碍学生不能深入钻研国画笔墨技法”。

  对于徐悲鸿的这一主张,他进而表示:“徐氏的立脚点即所谓‘素科学性’上,强烈指责中国文人画不讲造型精确只讲笔墨情趣,从而排斥了中国画以线描结构为造型特征的基础……徐氏反对文人画,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未免过火。”对于学画的方法,他认为:“学画从临摹入手,并非没有道理,舍笔墨而只从写生学先生,比如走到弃笔法而辄求穷似的道路上去。”

  在叶浅予看来,方增先为了从素描观点摆脱出来,下功夫探索国画传统造型特征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从自己的实践驳斥了“从素描过渡到国画”所谓“顺利成章”的主观主义观点。由此,他最后总结:“学画要严格训练,造型能力要精益求精,但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道路也是很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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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的素描观
2015-10-31 4054413 2 2015年10月31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