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时期是我们那代人非常重要的成长期。由于一些原因，我们这代人的学习期往后推延，上大学时我已经22周岁。我是高考恢复以后的第一届，带着憧憬进了大学。我是倒数第3名考进南京艺术学院，一共考3门，我的情况有点例外，创作优秀，色彩良好，素描及格。当时考苏联式素描，我是传统画出身，不会画素描，考大学前两个月左右才接触到，确实画不好。听说那些评分教授为了我这样一个不相识的学生能不能进校起了争执，有的老师说我基本功太差，有的老师比如当时的副校长谢海燕就说学校不能放弃一个创作好的人。他这么说，我想是对学生的勉励。我进了学校，作为年龄偏大的学生思想负担比较重。我很难理解素描的排线方法，为了把苏式素描画好废寝忘食，我笨人就用笨办法，用圆珠笔和钢笔去画人体。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用了半年时间我的素描从60分到90分。那时候召开“第二次全国素描教学会议”，学校老师把我作为“经教育改造好的案例”在会上做介绍，成为教学成果。

　　过了这一关之后我有了自信。二年级我就开始转向西方艺术，喜欢蒙德里安、米罗、达利，从传统到西方艺术跳跃非常大，慢慢我就由一个“好学生”滑向“坏学生”边缘。但是成绩单上的成绩还是很好的，我用课程一半时间把学校要求完成，后面的时间就属于自己。我上课的情况有点“怪”，老师来，我就走，其实我很尊师,我清楚自己走到另外一个路子了。毕业的时候，我画了半年的作品不允许参加毕业展览，理由是“超专业”：我是工笔人物画专业，但作品“野”得像写意。只能把前一阶段的作品用来展览，完成度是不够的。别人都是很大的作品，我是6张小作品。我拿了三年的三好学生，第四年没有拿到，毕业创作是75分的成绩离开南艺。

　　当时的“畸形”教育加上对西方“碎片式”了解加上求新求变的激情，到了1983年，我策划了丁方、钱大经、冯忆南和我的四人展，展出写生、抽象作品，还有我没有展出的毕业作品，反响不错。

　　今年是“85”的30周年，我经常听不同人对“85”的评价。我认为许多是不全面的。比如说“85是浪漫的时代”、“激情燃烧的时代”都是误解。“85”最核心应该是“背叛”。我们都有对压抑环境的切身经验，自己有了一些力量之后，想去背叛这种压抑。走向社会以后更是对什么都看不惯，所以叫“愤青”。我们想背叛，但是今天看来不具备真正背叛的能力。背叛要武器，就“进口”外来的思想，拿到“武器”就开始“打枪”。实际是一批“乌合之众”面对一批“更大的乌合之众”，没想到“子弹”还管用：我们是“思想不健康”，但更多人“思想不健全”，“一扫就倒一大片”。青春的我们面对垂败的人，他们怎么是对手？比如当时上海举办毕加索展览，我的老师（一位著名西方美术史学家）站在门口骂毕加索是资本主义，试图阻挠我们去看展，这真的无厘头的，我们跟世界的研究距离那么遥远？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设计的“禁止掉头”标志成为了中国现代艺术一个典型代表，虽然标志是我“设计的”，但是它是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有非常明确的社会背景：当时开放了，我们预感又可能收紧，或许就是“回头”，所以我们提出了“禁止掉头”。

　　由我做这个标志也有一段故事。当时都不重视设计，我在南京办展览都只能自己做，虽然我不学设计，但是做的多了名声传出去。高明潞找到我说，“我们要做一个中国现代艺术展，老杨你费点心，设计一下标志。”当时就是他随口的话，展览资金还没有筹到，但是我一听内心就启动了。当时我买了一套宣传交通安全的火柴盒，发现了这个标志，我觉得合适，留了个心把它收藏起来。开“黄山会议”的时候，老栗转到安徽屯溪要经过南京，住在我家。他跟我说，“我们的展览有希望了，你的标志做了吗？”我就拿火柴盒给他看，“就是这个。”他一愣，我说“你想想什么意思啊？”他很快心领神会。第二天我们就上了黄山，当时开“中央会议”的有范迪安、栗宪庭、高明潞、周彦、侯瀚如、费大为。栗宪庭拿着火柴盒去开会，一个多小时后他说，“通过了，就是它了！”当时没有电脑，我手绘完成寄到北京，但是他们没收到，由宋永平重新制作。

　　那时美术界的人很张狂，做了一个方案：用黑布把美术馆包起来，中间留个白门，进了门是这个标志，当然，这个方案没办法通过，后来跟美术馆交涉，选了折中的方式，把贴着标志的黑布铺到地上，就成了后面的样子。

　　办展览筹钱非常曲折。那时需要十万元钱，记得高明潞讲了一句悲壮的话，“这次我到东北拿不到钱，我就在那做冰雕”，结果没拿到钱，也没有变成冰雕，非常悲惨地回到北京后，就出现转机了。有一个卖快餐的老板宋伟，愿意给我们钱，“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那就明天。”他很讲信用，第二天拎了两个大行李包来了，拉链一拉开，钱都是油腻腻的一分、一毛，现场点。经手的人说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拎着钱走在马路上感觉世界是不现实的，害怕被抢，赶紧到银行存，银行关起门来数钱。

　　“中国现代艺术展”到了后期，很多外地艺术家在北京饥寒交迫，先回了老家，画也没有拿，有一些不见了，有一些以很便宜的价格现场卖了。耿建翌的“手套”当时两张卖了800元人民币，其实就是材料成本费。

　　我们现在看“85时期”的作品，确实有很多不成熟，是“拿来的”甚至很多人是抄袭的。但是不能因此去否定“85”，毕竟，“85”的核心不在作品本身。我非常注意对“85”的批判，有批判才有进步，但是非常可惜批评很少。我看到有一个对“85”的评价很有意思“未曾界定，已然离去”，我觉得评价很准，但是很可惜没有内容。30年过去了，“85”没有一个相对共识的界定，没有客观的认识，我们怎么批判呢？

　　我们现在的艺术没有力量，没有目标。那个时候说孤傲，别人会觉得有思想，现在60岁还孤傲，就会被说是“倔老头”，思想不开窍。为什么这个时代我们要重提“85”，我有时候就问“我们这帮老家伙，还记得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吗？我们的目的实现了吗？今天的状况是当年想要的吗？”大家都面面相觑。我的回答是——毫无疑问，今天是我们创造的，但是我们更想改造今天——我想，我比85的时候更有激情了。

　　（杨志麟，艺术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