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过渡，我与它只是擦肩而过。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们面临着变化，处在一个从“压抑到解压抑再到开放”的重要且微妙的档口，特别需要外力来介入，当时，大量西方观念适时地以“碎片的形式”涌入国内，我们其实没有完全准备好，但是“碎片”已经“散落”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艺术家是随机地拾起这些“碎片”，也是随机地加以应用罢了。但是，毕竟形式主义激活了中国艺术家的情绪，所以说，这对中国艺术家的进步是起到了一点点作用的。

　　西方艺术大量被挪用，对中国的艺术探索起到了两个作用：一个是正面的，通过模仿的变现和升级，形式主义在驱动着中国艺术的探索；还有一种负面的作用，就是这种艺术探索仅局限于模仿，对自身本民族的传统认识还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传统被“割断”了，“割断”了本民族传统的延续和传承。在这样一个“割断”的情况下，我们突然接受了大量西方形式主义的内容，一方面触动了中国艺术形式的发展，一方面又阻碍了更深入挖掘传统、研究传统。

　　在艺术探索的路线上，由于没有认识西方艺术的本质，于是，借鉴亦或挪用变成了“时尚”，也正因为时尚，追随者、实践者也很快出现了新困境，造成的结果就是落下了更加细碎的“碎片”，于是，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良好氛围很快被消解。

　　而面对这种困境，取而代之的是水墨运动的崛起。水墨运动的崛起，是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认为在中国传承着的被“割断”的部分还可以由少数的个体通过自身的探索，借助西方的一些方法“续接”和“传递”。其实这是有难度的，但是个别人就是这么做了，我算其中之一。我最早提出“实验主义”，这个方式实际上就是运用实验探索的方式，来缩短和西方对接的距离。所以，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水墨的探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水墨的材质很脆弱，但是最终我们和西方可以产生对峙的，唯有水墨，它是中西文化产生“质差”的象征性符号。于是，水墨的探索逐渐扩展开，由少数人到很多人，以至于形成水墨探索占上风的局面。

　　用自身的“母语”区别于西方艺术，甚至大胆地运用西方的方式来进行探索，我认为是现在的水墨探索不二法门，另外，只有在中国水墨探索到一定程度被西方对接、接纳、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互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步。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创作和探索，目的是为了打开自己内心的那扇门，即所谓“入己之门，再打开后窗，窗外是另一个世界”。

　　（茅小浪，艺术家、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