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化历史的泱泱大国，我国拥有相当丰富且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但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和内在文化基因。近年来，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公布，我国对非遗的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其存在的问题纷纷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画家李延声连续3年提出要增加对非遗传人的财政补助。他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和魂，而传承人是非遗的主角，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政府在政策扶持方面这几年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离社会现实需要还是有很大差距。社会的急遽变化使得非遗被边缘化，成了弱势群体，生存处境堪忧。目前，政府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补助是每人每年1万元，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级传承人有1986名，至今年已有259位离世。我国有13亿人口，国家级传承人人数不到2000名，他们是为数极少的‘国宝’，为何不能增加些保护经费的投入、扶持呢？”。于是，李延声同几位委员商议，建议将补助增加至3万元。这一提案得到了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的响应：“非遗保护说到底是对非遗传承人的抢救和保护。”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发展环境亟待改善。

　　除此之外，一些议案和提案还将焦点放在了制度层面。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化厅巡视员高云提议把非遗保护并入文物保护体系，并将文物局改为文化遗产局。他认为这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行为。事实上，遗产是国际通行的概念，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以及文化景观4类。其中文化遗产中就包含了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而将非遗保护纳入文物保护体系，既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又有利于集约性发展；既解决了非遗保护机构的设置问题，又有利于将两种形态的文化遗产统筹保护、全面展示和协调利用。利用文物部门现有人员与系统，通过人力物力的有效配置，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进行最大化的覆盖性保护和利用。

　　全国政协委员、诸城派古琴传承人高培芬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传承是最好的保护”。她提出，应将优秀的“非遗”项目列入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体系中，让孩子从小就接受“非遗”的熏陶。与此同时，文化主管部门应加大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力度，从制度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尽一份力量。朱永新则建议探索“团体传承制度”。同时，为防止“人走技失”，在关注传承人健康的前提下，应尽快组织力量用口述历史、原生态记录、制作全程影像的方式，全面保存非遗项目的完整影像资料，力求达到根据影像资料可以复原非遗项目的要求。保护“非遗”艺人，继承“非遗”技艺，也是对大国“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