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科现代形态的“缺失”和“未明”

　　■孔新苗（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学科，起步于中西美术文化在五四变革语境下的“引西入中”，其拓建期知识话语与实践范式的特点，是在观念上与中国传统书画文化断裂，用源自西方文化史的科学知识（解剖、透视、写实）和审美自由（浪漫主义）的美术理念，建设类似西方“学院”的美术学科制度。

　　问题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古典学院”与浪漫主义在艺术美学上是对立的，体现为“美的法则／自由天才”、“科学理性／个体感性”的二元对立。西方的学院传统，以对经典的理性秩序提炼，强调教育对美的法则、范式的继承。浪漫主义，则以个性化的感性激情，强调艺术中灵感、偶然与个体创作突破审美禁锢的解放体验。

　　因此，中国美术学科的现代建设起步，既移植了西方科学理性与浪漫感性的二元张力，又以一种不那么截然对立的综合理解方式，落实进中国美术变革的情境之中。例如：留学法国回国后全力投入中国的美术学院体制、教育观念建设的徐悲鸿、林风眠，在教育思想、美术创作的不同风格取向上，既体现了分别偏于科学理性或浪漫表现的美学差异，又在解读中国美术的具体问题中有许多共同之处。徐、林二人都旗帜鲜明地批判元明清文人画和反对“书法入画”，却在评价吴道子的意笔时，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学科建设必然不能脱离社会现实，20世纪中国经历的救亡图存、国家与革命、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逼迫和现实功用，深深地影响了美术学科的建设过程。概言之，20世纪中国美术学学科的知识生产装置，主要是由四种基本文化力量组成：学院制度——科学理性话语；浪漫艺术——审美自由精神；美术传统——中国人文话语；历史境遇——革命与制度。

　　今天回望，为什么“写实”和“现实主义”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新美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征话语，正是因为它能够在实践境遇中历史地整合上述四种文化力量，建构新美术的“现代性”品格。显然，代表本土美术历史的“美术传统”在这个以“学科”、“现代性”为主导的建设时段中，是相对弱势的。其尴尬处境一方面是它与“科学理性”有天然的人文对立（工具理性／审美人生）；一方面它又与现代主体至上的“审美自由”在实践中存在着符号的对立（现代／传统、西方／东方），以至于“笔墨问题”至今还生争论。

　　当下，中国正跨入了以综合文化形象立于世界的建设时期。在这一历史语境下，中国美术首先需要以世界性眼光，在学科建设中重新思考现代／传统、国族／世界、中国／西方的关系。既主动承担人类精神文化建设的最基本价值认同，又以人类学、社会学的开放眼界辨析其中的跨文化知识与权力的博弈关系，脚踏实地踩出中国美术走向世界的路径。这里，如果认可前面对中国美术学科知识生产装置中四种文化力量间的结构关系描述，那么关于新的学科知识范式描述、时代话语表述形态描述的问题意识，也必然由此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