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阿鸽：从一支铅笔画一朵花开始

■本报记者　周懿

　　阿鸽，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女艺术家，现为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主席。3月8日正是国际妇女节，“凉山情·鸽子——阿鸽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汇聚了阿鸽艺术道路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我的阿妈》《主人》《鸽子》《放学路上》……从木刻版画到丝网版画再到大写意水墨。阿鸽用女性艺术家独特的视角和手里的刻刀、画笔，描绘着少数民族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少数民族妇女们的勤劳美丽，少数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和家乡人们富足幸福的新生活。

　　上世纪60年代，阿鸽用铅笔画了一盆大丽花，后被选送至四川美术学院民族班系统学习绘画。这个11岁的彝族小姑娘心里头想着家乡想着阿妈，骑着大马一路哭着从当时那片穷困的大凉山出来，却因此开启了至今50余年的艺术生涯。说起少年时学画的经历，阿鸽呵呵呵地笑起来，快乐活泼得好像还是那个11岁的彝族小姑娘，让人脑海中浮现出她版画作品《鸽子》里那个可爱的小主角。交谈过程中，恍惚间小女孩怀里的白鸽自由地飞上天际，领着我们回到那个地处西南的美丽大山里，让我们看到阿鸽爱着的艺术、爱着的家乡、爱着的亲人、爱着的家庭和她深爱着的和平。

　　美术报：您作为女性艺术家创作了很多很美好的女性形象，这次展览也选择在“妇女节”开幕，请您从少数民族女性艺术家的角度谈谈创作。

　　阿鸽：作为女性艺术家又是少数民族，我的经历与其他学艺术的人相比就比较特殊。我们从民族小学开始就是国家公费培养的。我11岁离开家乡，是骑着马出的山，家乡还很贫穷，很多小孩都没有衣服穿。在出来学习的5年过程中，回去过一次，回去时就通汽车了。我母亲那一代的经历也很特殊，她原来是冕宁的奴隶，奴隶主要抢占她家的东西，外公就带着一家人逃跑，很艰苦。所以我的第一个创作就是《我的阿妈》，把我的阿妈一个奴隶社会彝族妇女最苦难挣扎的经历都表现出来。

　　我在美协工作每一年都要下乡，每次回去都有变化。凉山地区真的是“一步跨千年”的社会变化，从奴隶社会很快进入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的妇女、儿童的变化非常大。彝族的妇女勤劳质朴，而且是很含蓄的美，妇女们以前生活很苦，后来翻身解放了；一大批彝族年轻人到各地民族学校学习，他们对新生活充满热爱，我作为少数民族出来的女艺术家，这些变化我都真切地感受到，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国家。我的作品90%都是通过反映少数民族妇女儿童的生活变化，来描绘凉山的新生活，和他们对新生活的向往。

　　美术报：您的版画代表作品《鸽子》影响很大，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鸽子在彝族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能谈谈创作过程吗？

　　阿鸽：不只是鸽子，鸟在彝族是一种美好的象征，很多餐具、酒具都有鸟的形象，很自由。当然在创作《鸽子》这张作品的时候是带有后来的理解——向往和平。

　　我的作品都是来自生活中活生生的形象，加上自身的经历。有一次回民族地区，坐在公共汽车里，在一个雪山山顶上，看到一批小孩在雪里卖东西。抱着野鸡、蘑菇、雪莲花，很可爱。但是他们光着脚，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特别心疼。我当时身上的钱不多，写生也不需要买东西，但是把他们的鸡蛋、蘑菇能买的都买下来，让他们早点回家。后来又去了许多农村，我在画速写，那些孩子们都跟着我走，孩子们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里。

　　创作这幅作品经历过3个阶段，最早我做了一幅水印版画《雪莲花》；后来我创作了《放学路上》，是两个孩子在放学路上抱着鸽子；我将孩子的形象升华了，就有了后来的《鸽子》，表现一种祈求和平、向往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这张作品我下了功夫，前前后后做了半年。当时中国美协主席蔡若虹和华君武到重庆四川美协来看稿，我就在我的办公室摆了3幅作品，《鸽子》画了素描稿，挂在门背后，结果蔡若虹进来晃一圈以后，就指着《鸽子》的素描稿说这个绝对可以获奖，一定要把这张完成。我跟他解释说这张还没弄好，他说我就看好这张，你就好好把它画出来。

　　我为了画鸽子，到处去找养鸽子的人。有一次出差回来，在火车站看到一大群鸽子“哗”的飞过去，我看到它们在不远处停下，就把行李给徐匡先生，跑去找鸽子。后来找到了养鸽子的大爷，他养了20多只。我求他卖给我两只，但是他不愿意。我就把我创作作品的意图跟他说了。他一听，说“不用买了，我借给你，等你画完放了它们就会飞回来”。他给我装了3只，我画了一周时间，给他送回去，这真的是很好的回忆。

　　结果真像蔡若虹先生说的，《鸽子》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奖了。

　　美术报：画中这个小女孩的形象也是您自己的一种寄托？

　　阿鸽：是的，可以这么说。我们小时候打猪草、在山上放马、捉鸟，都在劳动，看到她们是地道彝族小孩，就像我们自己小时候一样。我也向往美好的生活。

　　我们到民族班是小学刚刚毕业，我当时11岁，在我们的同学当中是最小的，班里还有20多岁的，一个班年龄参差不齐。突然有一天，我们十二三个人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每人发了一支铅笔，对着一瓶花画画，画的是大丽花。那时候的大凉山很落后，没有图画课，大家都不会画。我母亲手很巧，做衣服，绣头帕。也许是母亲和我的家乡、民族对我美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凭直觉，把花和花瓶画下来。那时老师说我画得最好，结果3天后接到通知，我就随着4位男同学翻山越岭骑马到西昌，然后把我们送到美术学院的民族班学画。一个彝族小女孩离开家乡，一路走一路哭，想要回家。

　　美术报：一个小女孩远离家乡，但还是继续坚持在四川美院学习？

　　阿鸽：当时也有同学离开就不回来的。母亲对我有很大影响，她说要改变命运就一定要学习。川美的老师对我们非常耐心、满腔热情。

　　本来我们民族班的同学毕业后都要回家乡做文宣工作，但我非常幸运地被华君武先生发现了。当时中国美协在四川美院开会，华先生他们正好看到我们的毕业创作。我画了一张宣传画《为国争光》，他们觉得有意思，认为一个彝族女孩还能画成这样不容易，非要见我。当时我也搞不清他们是什么人。华君武、力群先生把我叫来，问我怎么构思的。我说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获得亚运会金牌，我特别自豪，就想把这种感觉画出来。他们听后很高兴，四川美协果真把我留下来了。后来美协又选了其加达瓦。我们两个留到美协后，还继续在四川美院学习文化课、专业课，周末回美协搞创作。就这样又在美院学习了3年。

　　美术报：您就这样与四川美协“结缘”了？四川的版画整体水平很高，您也是从那时开始版画的创作吗？

　　阿鸽：当时的四川美协有延安来的版画家李少言、牛文先生，还有李焕民、吴凡以及徐匡先生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川的版画创作氛围极为浓厚，我在这样很好的基础氛围创作环境中创作了很多作品。我的第一幅作品是刻《阿妈在学习》，表现不识字的母亲在努力写“毛主席”3个字，然后才创作《我的阿妈》组画。作品出来后反响很大，《民族画报》《解放军报》都刊登了。

　　而且像李少言先生他们都是延安来的，很看重艺术到生活中去，四川美协的创作就是坚持要到生活中去，跑农村、跑工厂，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好几个月，去体验生活。习主席讲得非常好，艺术家要长时间地扎根生活。

　　当时我们去西藏下乡的创作任务是反映西藏的变化，表现“百万农奴站起来”这个主题。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也没有交通工具，每到一个地方都走得非常累。我们住在藏民家里，做了大量的采访、写生，每个人都画了几百张写生，一直在思考如何反映藏区的变化。我和徐匡合作的《主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作品来自于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民族的热爱。

　　美术报：您与徐匡先生一同创作和生活，一直是艺坛的佳话。您现在的创作风格与早期的有很大变化，这是否也有徐先生的影响？

　　阿鸽：我和其加达瓦被选去美协时年龄都不大。当时徐匡先生在四川美协工作，就负责安排管理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从学校到美协路程很远，还要翻山坐车，他就来接我们，一直很关心我们。1965年美协组织了60几个画家去汉源的农村写生，将近一年都在农村扎根生活，画家们一起工作、学习、创作、生活。徐匡先生又被特殊安排照顾我们，就是亦师亦友的状态，后来是很自然地走到一起。

　　版画创作用素描的形式来表现，徐先生是带头人，他的一批作品出来大家反响都很好。所以我早期的作品也跟着做写实的。但是后来很多的版画家都这样创作，我们又是两口子，这就有点“嫌疑”了，对我的自尊心造成了伤害。慢慢的我就尝试以线的造型做水印版画，这个阶段形象还是比较具象的，吸收中国国画的线条，用版画表现出来，像《小雪》《小阿姨》《放学路上》。我要把自己的艺术风格与徐匡先生的脱离开，后来就越来越远。到欧洲考察学习后，就更提高了艺术上的追求，吸收了西方的表现形式，也把书法、民族的服饰等本民族的艺术融入进去，变成了更加奔放大胆的写意。从写实到大写意，我自己确实探索了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