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曦林谈书写性与写意

　　◆访谈人物：刘曦林（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院副院长）

　　◆访谈主持：刘海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

　　刘海勇：请问书写性与写意是怎样的关系？

　　刘曦林：在辞源里面解释“写意”有两个词条。“写”这个字是多音字，一个是“xiè”，第四声；一个是“xiě”，第三声。其中一义是作为一种画法来讲，用比较简练的笔法来表达我的情感，表达事物的神采，这是一种简笔画法，我们称为写意，“写”读作“xiě”。另一义是抒发，古人有诗讲：“诗凭写意不求工”。在诗经里面有“以写我心，以写我忧”，“写”字没有三点水，这个“写意”的“写”，就是“倾泻”的“泻”的古字。作为一种画法，读作“写（三声）意”；作为情感的抒发、发泄方式，读作“写（四声）意”，写者，泻也，倾也，尽也。那古人中谁做到了“写（四声）意”呢，徐渭做到了。我们现在往往误认为笔法简单就是写意，其实不是这样的，“写意（三声）”与“写（四声）意”，一定要有意可写，方能有意可泻。然后是用书法的笔致去写，尤其是草书，草书兴而写意成，以草书之气去表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刘海勇：中国画的情感表达是含蓄的，但创作时又需融入浓郁的情感，您认为这两者关系如何处理？

　　刘曦林：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需要融合自己的个性来讲。比方说一个很迫切表达自己情感的人，也就是外露、直爽的一类人，他的表现比较激烈、强烈。有的人感情比较委婉，办事比较细腻，可能就更内敛一些。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要把内敛含蓄的情感表达出来的课题。

　　中国民族艺术在总体上来讲与西洋艺术是有很大区别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艺术都有阳刚和阴柔之美，按照自己的个性选择一个适合的表现方式。另外在花鸟画中不同的表现对象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比方说表现《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男女青年之间的民歌，表达一种爱情的呼唤，它不能太阳刚，那你就得画得含蓄。比方说石鲁，他画石头、荷花，线条都是直转的，他说山就是我，我就是山，他主张把山当人来画。你看看石鲁画的华山甚至荷花的线条都是硬的，直转都是很阳刚的，因为他有一种反抗的精神在里面。潘天寿主张“强其骨”，“一味霸悍”，是强化阳刚之气，但他的笔线又是有质量的。

　　刘海勇：当下我们与古人生活习惯、社会环境不同，请问花鸟画如何反映当下时代气息？

　　刘曦林：从花鸟画的角度来谈，花鸟画家与时代精神是一个比较含蓄的问题，不要盲目地跟随。从花鸟的题材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讲，是有个传承的观念在里面。把自然对象当人来画、当人来写、当人来表现时情感交流的问题，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来体会，我画水仙、老荷都觉得是画我自己。如果古人把自然比作君子，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有些什么新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学习一些古代哲学，如“天人合一”在现在这个时空里有没有新的际遇？人和自然的关系会不会有所转化？再比如说时代节奏，我不一味地认为现在是快节奏，人在快节奏的生产劳动或是工作节奏之外会不会寻求另外一种体会，寻求安宁呢？休闲的需求也有一个民族或者时代的特性在里面。

　　刘海勇：关于学诗与题画在当下创作中您是如何认识？

　　刘曦林：我前段时间看到电视上报道北师大举行的古诗词吟诵会，发现当下有很多人在学填词，写格律诗，再过5年时间也许会形成一种时风，画家尤其需要进入这种境界。诗词的文思、音律都与中国画相关，这不仅是画面上的综合，更有内在的关联。你们写新诗、散文也未尝不可。新诗都可以写到书法里面去，为什么不可以题到画上去呢？无论是写新诗也好、写古文也好，都要有文采，有诗意。

　　（文字整理：姚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