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有两种读书态度，一种是爱好的读书，一种是职业的读书。持有这两种态度的人，都可能读很多书，但其动机、过程和结果却多有不同。

　　爱好的读书，是非功利的读书，其读书，只是因为想读，爱读，喜欢读。在把利益看成生活首要目标的时代里，有这样读书态度（其实是人生态度）的人，想必是很少的。而职业的读书，是求功利的读书，或为考试，或为学位，或为职称，也可能只是想附庸风雅。在把利益看成生活首要目标的时代里，有这样读书态度的人，想必是很多的。

　　爱好的读书，受个人兴趣支配，通常只会阅读那些与自己心意相通或增加快乐的书。专业性很强的理论著作、学院里的高头讲章和博士硕士们的长篇论文，往往会因为艰涩难懂和乏善可陈而不易获得爱好读书者的青睐。林语堂说：“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这意思是说，最好的读书方式是服从心灵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为获得某种实用知识。只为心情，不为其他，我爱故我读，正是爱好的读书的价值所在。

　　从心情角度看，爱好的读书确有很多好处。首先，是阅读范围不受限制，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不必拘泥于学科或专业范围。鲁迅是提倡这种读书方法的，他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书……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见爱好的读书似与人类的好奇心有关，而好奇心正是求知进步的心理基础，爱好的读书正是一种最自然的读书方式。

　　其次，爱好的读书无需刻意记忆，就是说不必死记硬背，这对于深受中国应试教育之苦的青少年来说真是善莫大焉！而且，无需记，并不等于记不住，在很多情况下，出于爱好读书反而比刻意记诵更容易记住书中的内容。如果根据记忆结果判断通过阅读掌握知识的效率，那么很可能爱好的读书会荣膺阅读效率的冠军。

　　还有，爱好的读书最容易获得无障碍阅读的心灵体验。这是因为，在读书全凭个人喜好的条件下，如果遇到与个人阅读能力或心智意趣不相匹配的书籍，就会自然放弃而无需勉为其难。这很像男女相亲，看得上，有眼缘，会相看两不厌，乐趣多多。否则，就各走各的好了。而这里说的“阅读能力”是指认字能力和认知能力，如只懂英文就没法读意大利语的书，认知能力低也读不了《相对论》和《五十奥义书》。

　　既然爱好的读书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这种读书人反而比职业读书人少呢？这显然与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有关。毕竟，仅凭个人爱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而若是吃不上饭，再好的爱好也很难保全。而职业读书的主要功用，正是为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而不是为解决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爱好和趣味等高大上问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说过，农民不读书不是因为农民头脑愚笨，而是因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或开展社会交往时不需要文字。这说明，在并不浪漫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人必无暇关注用不着或不很急需的事情。因此，比起爱好读书的悠然自得状态，职业读书就多了几分悲壮的意味，职业读书人为读书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也不是仅凭爱好读书的人所能做到的。

　　学者赵汀阳说：“读书也是一种劳动，而不是享乐。读书就是与书中思想进行对话，和作者一起讨论分析问题，不仅要提出自己的论证，还要替作者想下一步的反论以便反驳自己，问题越难就越有兴趣，当然也就变成了艰苦的劳动。”杨绛也说过：“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把某一种读书过程看成劳动和受苦，可能是职业读书人的普遍心理感受。劳动，受苦，这样的事情不会让人很愉快。不愉快，为什么还要做？这一方面是因为生计需要而不得不做，另一方面，人们还相信苦尽可以甘来，因此有多读书就能换来颜如玉和黄金屋的说法（尽管古今社会都在不断证明，这样的说法纯属大忽悠）。

　　再细致一点划分，职业读书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训练，一个是谋生工具。前者是进入职场的前期准备，比如要拿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需要读很多“必读”书，否则没有入职资格。而进入职场后，为了能提职提薪混出某种身份，还要读本行业的“必读”书，否则就不能在行业圈子里获取名利。所以无论是当学生还是当学者，只要成了职业读书人，就必然难以逃脱艰苦卓绝的读书状态。因此，凡职业读书人都会格外强调毅力的重要和坚守中的精神高贵感，这样才会为这种并非完美无缺的生存状态增加积极的意义。曾国藩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还说“早起温经，早饭后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读古文，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皆过笔圈点。”看看，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此种坚忍精神和大雄之力，显然不是通常仅凭爱好的读书人所能做到的。

　　与志在天下的职业读书相比，爱好的读书有自娱自乐的性质，且因为“无目的”而容易囿于自我，其美妙处也不在于获取实用技能，而在于体验人与书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心灵激荡。因此罗兰·巴特提出“悦读”之说，他认为，悦读，不同于阅读，它不是为了求知，或主要不是为了求知（虽然最后也可能会获得知识），而是一种玩味、沉醉和品尝，是一种不能界定边际的心灵体验。应该说，这样的境界非常好，很雅致，有诗意，但也有局限，是不完全适用于大多数以学习、讲授或生产知识为生存必备技能的人。对这些人来说，职业的读书才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只有培育专业技能的读书方式才能帮助他们炼成文武艺，报效国与家。好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条件下，这两种读书方式都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对立物，而是更多地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局面。因爱好读书而成为职业读书人，或者因为职业读书而渐入佳境并进而体尝到自由阅读的快乐，或者爱好读书与职业读书齐头并举相互利好，都是很常见的。文博学者陈燮君说起过这样一件事：

　　我对买书情有独钟，两三天不跑书店，心里痒痒；一本好书不买到手，后悔几天。家里“书满为患”，它们挤满了成排的书橱，“侵占”了五斗橱、大衣柜。有朋友问起，你家中藏书多少，我笑答大约四五万册。朋友愕然，我连忙作答：“半为实用,半为嗜好。”

　　陈君说的“半为实用，半为嗜好”不正是集职业读书与爱好读书于一身的写照吗？事实上，就读书方式而言，仅有实用不必为羞，仅有爱好不足为乐，既爱好又实用，既有诗和远方也不排斥必要的苟且，这样的读书生活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