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有个上虞，上虞有处白马湖，湖畔有所春晖中学。这是我过去在丰子恺、夏丏尊的文章里读到的印象。

　　春晖中学，私立，1919年由经亨颐创办，这里聚拢过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王叔任（笔名巴人）、刘大白、匡互生、叶圣陶、刘叔琴等一大拨很有才学的文人，文学界把这一茬人归为 “白马湖派”。凡是读过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和朱自清的《白马湖读书录》、《春晖一月》以及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的人，大抵都会对春晖神往心仪，起码我是这样，总是想实地踏访春晖中学，感受一下80年前春晖时代的那一抹人文时光。

　　叶至善先生的散文集《父亲的希望》中，有一篇文章讲到了电视连续剧《围城》中那所三闾大学，实景地就是白马湖春晖中学；那位请方鸿渐、赵辛楣到府上做客的汪教授的家就是当年夏丏尊先生住的“平屋”。我以前读夏丏尊先生的《平屋杂文》，对“平屋”全然没有概念，这回通过叶至善先生的指明，后来又实地踏访了“平屋”，才真正领略了它的朴素雅致；夏先生给自己的第一本文集取名“平屋”，也见出寓于其中的春晖情结。

　　当年春晖中学除去校长经亨颐的住房是一幢西式风格的两层小楼外，其余教员的住房几乎全是中国传统砖木构的庭院式“平屋”，只是每位主人给它起的名字不同罢了。如丰子恺先生因在院中有杨柳一株，故曰“小杨柳屋”，弘一法师（李叔同）与何香凝女士借住的小屋则分别叫做“晚晴山房”和“蓼花居”；校长经亨颐的小楼也有个好听的宅名——“长松山房”。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生活和工作是有滋有味有情有趣的，不光光是实用、有钱可言之，就如丰子恺说李叔同“穿布衣，全无穷相”一样（《忆李叔同先生》）。面对“平屋”、“小杨柳屋”、“长松山房”及校园中的“仰山楼”（教学楼）、“春晖桥”，你定然能从中体味出朱自清、丰子恺、夏丏尊在文章中表达对春晖的眷恋和赞美实出真情。

　　1924年底，匡互生、刘薰宇、朱光潜辞职而至上海，朱自清、丰子恺、夏丏尊也觉得少去了朋友的乏味，也随后迁沪，在上海共办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至此，春晖时代完结。

　　春晖时代不过5年，但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夏丏尊等人的一些重要成就却完成于此。如丰子恺的漫画最初就画于白马湖，被朱自清、郑振铎赏识，拿到刊物发表（《春晖》、《我们的七月》等），随后一发不可收，画多了，发表多了，就顺势出版《子恺漫画》，这可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第一本漫画集，“漫画”一词也由此生发，通用至今。本来，丰子恺在春晖时，教的是英文、图画、音乐课，但终日与之围坐闲谈的都是一帮文人，加上自己有独特的诗文天赋，终使他没有走向单一的纯美术的发展方向，而是走向了一个既有别于文人，又有别于画家的综合发展之路，一生中，在漫画、散文、翻译、装帧和美术、音乐知识的普及方面成就卓著。

　　朱光潜也是这样，他应夏丏尊先生之邀来春晖任教，之前并不曾研究美学，只是对文学有爱好。用他的话说，是来春晖后受了朱自清、丰子恺、夏丏尊诸人的影响而开始学习写作的。自己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就是在夏、朱二位先生的鼓励下写成的，所以他在文末明明白白地注上“1924年冬脱稿于白马湖畔”。夏、朱二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后，即断言朱光潜是讲理论艺的行家。果然，朱光潜到立达学园不久便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从此专攻美学。在国外，朱光潜常把自己考察艺术的感想、思考写成信寄给师长夏丏尊先生，这些信照例体现了朱光潜长于说理论艺的文字能力，于是夏先生出于出版商的敏感，将这些信随收随阅随发表，在青年读者中立刻受到广泛的欢迎，待发到12封的时候，就汇成了一个集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了。夏先生亲自作序为之推荐，说朱光潜之所以远赴欧洲，其“目的也就在谋中等教育的改进”，还称朱光潜“实在是一个终身愿与青年为友的志士”。这一断言，既是夏先生过人的识才眼力，也是朱光潜应了夏先生的鼓励而坚持下来的学术信念。此后，夏丏尊再从朱光潜手上拿到了《谈美：给青年的十三封信》、《变态心理学派别》等通俗书稿，也照例地交由开明出版。

　　夏丏尊、朱自清那些脍炙人口的国文讲义《文章作法》、《文心》、《文艺ABC》（夏丏尊著）、《读书指导》、《国文教学》、《新诗杂话》（朱自清著）等，其中一些写于春晖时期，一些得益于春晖中学这段教学经历。说来也奇怪，从春晖出来的人，几乎没有写高头讲章的。这里特别值得说的是1923年夏丏尊在平屋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1846－1908）的日记体小说《爱的教育》，这部书稿先是连载于上海的《东方杂志》，后由开明书店出版。它不仅是夏先生的重要译著，也是中国少儿图书出版史上的重要译著。虽然后来该书有过几个不同的译本，但从译文的经典性来说，惟夏丏尊的译本是也。读这本书和译这本书，夏先生全然是出于一个教师的立场，带着一种理想、欣赏之情执意要介绍给中国青少年的。夏的老友丰子恺同样喜欢这本书，亲力亲为地为它设计了书衣，配画了插图。

　　尽管春晖中学校长是经亨颐，实际校务由夏丏尊处理。夏先生属温良厚道长者，人缘极好。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等都是经他点将、相邀，来到白马湖的，此外，到春晖客居、演讲的还有何香凝、蔡元培、陈望道、李叔同、俞平伯、胡愈之、蒋梦麟这样的大家名流。之所以有如此气候，首先是“白马湖派”的文化新空间，其次则是僻静幽雅的湖光山色。据朱自清说，终日见不到一个外人的，夜间有成千成百的萤火虫，金网似地飞着；丰子恺则将白马湖与上海相比，说“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清，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这番话有点禅味。

　　春晖中学里的热闹自然是不假的，因为大家都是妻儿老小的迁来，彼此毗邻而居，又都是心尚文艺的散淡之人。平日里，在课余，或傍晚时分，朱光潜、朱自清、刘叔琴、丰子恺、夏丏尊等人最爱互相串门，围坐一起吃酒谈天。两位朱先生虽是单身，但因脾性相投，自然就是这些家室小酌绍兴酒的座上客。后来朱光潜有文章回忆这段日子，文辞间充满人情的眷恋和人文笔调，读来令人羡慕。春晖同仁迁至上海立达学园后，彼此间仍有围坐谈天之乐，但终究是少了白马湖的清新恬淡和春晖氛围中的那股闲致从容气。抗战一开，更是各自东西。白马湖成了一道不可再复得的墙上的记忆。丰子恺画于1924年的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写的就是白马湖小杨柳屋的意境。

　　白马湖的这么一种读书环境，相对于都市喧嚣和高楼大厦来讲，应该说是更为本质的一种文化场所。事实上后来的很多大学都远离闹市而建，不是没有道理。前面说到的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晚晴山房”，是1928年经校长、夏丏尊及李叔同的弟子刘质平、丰子恺等人商定后在白马湖的山脚下建造的一排高于地面一大层土台的三居室平房，专供李叔同在此静养和写字之用。弘一法师50岁生辰（1929年9月）时，自温州转道白马湖住进了这三间平房，每日均由夏丏尊先生及家属送些清蔬淡饭，弘一法师则书韩偓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相赠。夏先生犹爱弘一墨宝，便将大师小住“晚晴山房”期间所书的字，悉数佳藏，然后集成《李息翁临古书法》交由开明书店出版。一月后，弘一法师辞别白马湖，返回厦门安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