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对我而言，就是83岁的外公寅海先生交到我手里的一本诗文手稿。

　　手稿不是他的，是他的老师前清秀才石溪先生的。石溪先生，我并不陌生：外公家堂屋墙上有副对联“同瀛（协“寅”音）协济，寰海讴歌”，不动声色，妙嵌“寅”、“海”两字，且气象不凡，这便是外公春园书院毕业时石溪先生所亲赠。当然，我的外公，是当得起这派气象的。

　　外公在湘中乡下，毕生教书为业，耕读不辍，桃李满天下；而且，外公诗词书画，皆蔚然通达，80多岁了，能出口成文，一手王（王羲之）面欧（欧阳询）底的书法，遒媚流美，挥洒自如；更重要的是，无论社会如何风雨如晦，如何黑白颠倒，他自己如何蹲猪圈，背黑锅，他都顽固地视彬彬传统为生命，比如，当年打成“右派”，批斗会上，他不顾性命之虞，旁若无人，细细把衣冠整理得熨熨贴贴，以致今天还在村里传为笑谈。比如今天，我们后辈儿孙，每次见他，若不恭敬地问候，他便会勃然愠怒，拂袖而去。

　　这真让人好奇：在一个环境闭塞、弦歌荒率的小山村，外公的执守，到底为了什么？

　　打开石溪先生的手稿，我似乎有了些答案。“当年月烛辉金屋，今夕风涛湿锦罗”，是七夕感怀；“荷红映日，花呈益寿之祥；竹绿迎风，声奏长生之曲”，系祭祖考诞辰文；“佳节遭逢，微忱用展；况老入星斓，早辉南极之光，而半子情深，忝袒东床之腹”，乃祭岳父文……手稿写的都是乡村生活的日用伦常，却丝毫不失庄严典雅；尤可惊叹者，数十页米粒大的蝇头行楷，字字笔力遒劲，映带潇洒，写得风流自赏；通览全卷，一派雍容文雅，绝无乡野的寒俭气，更无当世的燥火味。此般气息，此般风度，作为一个浸淫中国书画时日不短的研究者，我负责任地说，放在任何一个历代书法名篇面前，皆可气定神闲，不掩“国色”。

　　确实亦如此，我在国内的各大博物馆，欣赏书画名作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在诸多名作与这卷湘中老秀才的手稿间来回穿梭，且穿梭得十分畅达自然。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传统的文化生态中，从领袖群伦的精英，到一般的乡野文人，都葆有共同的风雅气息。

　　这种气息，在今天，我们已经十分隔膜。

　　记得在沪上求学时，徐建融老师给我们讲书画鉴定，他提醒我们，注意“小名家”：一个时代的书画史，大名家就那么几个或十来个；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名家”，他们成百上千，他们经年累月苦心探索，有得有失；最终来了那么一两位集大成者，含英咀华，卓然秀出，比如五代花鸟画大师黄筌，就是在晋、唐花鸟画诸多中小名家长期艺术探索中，卓然自成的。可见，“小名家”确是大名家生成的丰厚土壤，两者有着血脉相连的亲切气息。因此闲暇养趣时，我把目光投向了民国以前的“小名家”，每每玩赏他们的手迹，多有悠然心会的喜悦。

　　去岁盛夏，时值昆明市博物馆举行《欧洲恩特林登博物馆先锋派藏品交流展》，我去参观，恰巧碰上了正对面展厅的《云南明清扇面书画展》，一脚踏入，一股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以艺术史眼光衡量，全展皆为“小名家”，且花鸟、人物水平，与皖浙沪相差甚远，但山水、书法大有可观：如清中叶昆明布衣李诂山水，出自“米氏云山”，皴、勾、染浑成，笔墨节制，而又恰到好处，咫尺间自有一段风雅；尤其其再传弟子戍长铣可谓籍籍无名，但其山水格调，文秀高华，深得北宋大家王诜山水情致；而昆明光绪进士李坤，行楷皆擅，行书，出自刘墉，笔墨温厚，意态雍容，实有出蓝之美。

　　然而，环顾周遭，这样一个展览，观者廖廖，门庭清寂；与之对照鲜明的是，对面展厅冠以“毕加索”之名的展览，可谓门庭若市，“一小时卖出近千张门票”；事实上，展览上毕加索作品，也仅一幅，且并非佳作。我对于西方艺术史，也是熟悉的，自然不至于偏狭若此，但这样截然迥异的景观，还是该让人默然深省的。

　　显然，在今日的时风中，绝大多数的人们，对这样传统的气息，是陌生而隔膜的。

　　几天后，我在云南大学“艺术批评”的课堂上，极力向我的学生推荐这个“小名家”的扇面展，并告诉他们，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著中国思想史，强调精英思想史背后，有着更广阔的关于一般知识、思想、信仰的“思想史”；如果移用到艺术史上，同样可以说，在精英艺术史的背后，有着更广阔的一般民间“小名家”的艺术史。这些成千上万的“小名家”，真实而温热地散发着传统文化生态的气息。

　　风雅的气息。

　　好在我对这样的气息，还并不隔膜，这得感谢外公当年远远递过来的那卷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