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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7版:书法

当下书坛“二王书风”泛滥意味着什么

■傅德锋

  当下书坛,“二王”书风泛滥,大有席卷天下之势,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似乎不宜轻下结论。评价任何一种艺术现象,都必须将这一现象放置到整个社会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中去全面分析。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公允客观的结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指导思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殊艺术现象。而任何一种艺术现象的出现,都必将深受那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影响,它绝不会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书体的演变和书风的转换也同样如此。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书体的演变首先是为了顺应时代的需要,本着便捷实用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然后在此基础上体现出一个时代的书风特点。从甲骨文时代到魏晋,书法各体皆备,此后再无新的书体产生。只是以篆隶草行真这五种书体发生不同风格的变化。

  自魏晋以降至清代碑学兴起之前,书法便一直以“二王”一路书风为主,在不同的时代,又有各自不同的书风呈现。但它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帝王将相的喜好对书风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

  中国历代皇帝中,工书善画者不胜枚举:魏武帝曹操擅隶书,有“横槊赋诗”之气魄,笔墨之中颇具一代枭雄横扫八荒之气概。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其文治武功世所称颂,政事之余,纵情书法,他独尊王羲之,在实践和理论上不遗余力。不惜花费代价广为搜求王羲之真迹,并让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临摹《兰亭序》分赠众人学习。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更多归功于李世民。北宋朱长文将太宗书法列为上品,在《续书断》中称其书法:“翰墨所挥,遒劲妍逸,鸾凤飞翥,虬龙腾跃,妙之最也。”首开行书入碑版之先河。帝王之好,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有唐一代,书家辈出,人数众多,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景观。梁元帝萧绎,工书善画,曾画孔子肖像,并在画作上题诗赞誉,画史上称之为“三绝”。 历代精通书翰的名臣也不胜枚举。如东晋王羲之,书法冠绝古今,被誉为“书圣”。又如唐初敢于“直谏”的名臣魏征,书法规矩方正,法度严谨,字里行间,透出其刚直之品格。再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之首,书艺精湛,影响深远。还如,清代“关东才子”王尔烈,素有“压倒三江才子”之称,不仅是一代名臣,更以词章、书法名噪一时,饮誉江南。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当时或后世书风之形成造成了一定影响。

  清代龚晴皋之书法有一股古拙、苦涩之味道,同时又有昂扬激越,直抒胸臆之格局,笔力雄迈,天趣横生。龚晴皋在京会试期间得识成亲王,成亲王对他的书法大为赞赏,上行下效,一时有“家无晴皋字,必是俗家人”之谓。但这也只是辉煌一时。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此一说法似出自晚明董其昌,在清代为人反复引用,并有所发展。冯班《钝吟书要》云:“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意不周匝则病生,此时代所压。赵松雪更用法,而参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后人不及矣。”帖系一派在明代之前皆从不同角度有所发展,然到明朝末年,江河日下,书风靡弱,精神气象,荡然无存。至清代,“康乾体”风行天下,早已是强弩之末。在此前提之下,再加上随着金石出土文物的增多,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碑版实物资料,包世臣、康有为先后祭起尊碑大旗,倡导魏碑,极力推崇,由是碑学大兴,出现了很多碑派大家,书风为之一振。然后来,人们感觉到了北碑的局限,又开始融碑入帖,走碑帖结合的路子,如此绵延至民国。

  文革十年,传统文脉断裂,书法作为“四旧”,在创作上几乎是一片空白。由民国进入新中国的书法家们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充当了书写“大字报”的工具,真正的艺术创作则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开始复苏,书法又被重新重视起来。但由于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可供大家学习借鉴的资料十分缺乏。所有的也无非是颜柳欧赵的楷书和刘炳森、周慧珺书写的一些字帖而已。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的书法展览,大多是以亦步亦趋的唐楷作品和似是而非的刘炳森一路隶书和周慧珺一路行草书居多。后来随着众多字帖的出版和越来越多的书法展览和书法培训班的出现,学习交流之条件有所改善,各种风格各种面目的作品开始呈现出一种热闹局面。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书法传统的认识尚很肤浅,创作上受西方文艺思潮之影响较大,表现自我的欲望十分强烈。这也是对十年文革思想禁锢太久而人们的内心极度压抑的一个反证。于是,特定意义上的“流行书风”开始大行其道,愈演愈烈。“中青展”、“流行书风展”为之推波助澜,书坛随之形成了几大阵营:传统派、现代派、新古典主义、流行书风等等。但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大阵营,即传统派和“流行书风”派(“现代派”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别)。在“85美术思潮”的引爆之下,书坛的两大阵营之间也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互相之间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但最终的结果似乎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争论无疾而终。

  但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作为代表官方的艺术机构,它的领导人事的变动对书法风气的改变具有直接的影响。由于全国大展的评选机制所决定,评委尤其是书协高层领导的喜好对当代书法的总体走向具有实际上的决定作用,至少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书风的变化。“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书协成立之后的30多年当中,主流书风经历了数次转变,一会儿唐楷居多,一会儿魏碑泛滥,一会儿小楷吃鲜,一会儿篆隶走俏,但都缺乏学术意义上的理性思考。貌似繁荣的的书坛其实是一片混乱。创作者与理论批评家各行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不买账。

  当“流行书风”甚嚣尘上之时,随着书协领导的变动,“传统派”占据上风,于是,提出了“回归传统”“回归二王”的口号。书法人为了在展览上摘金夺银从而脱颖而出,不得不随着书协领导和评委们的指挥棒调整自己的学习和创作方向。于是,“二王书风”大行其道,全国上下的书法人大多言必称“二王”,“二王书法”大有包打天下之势。

  事实上,在我看来,无论是所谓的“传统派”、“现代派”还是“流行书风派”,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合理的一面,同时也有局限和欠缺的一面。高扬“传统”旗号者未必所有的人都真正懂得传统,而那些打着“创新”旗号者,也未必都真正认识到创新的本质精神是什么。因为一部中国古代书法史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学习书法不仅要既传承优秀传统,同时还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扬,魏晋人如此,唐宋人如此,元明清代人亦是如此。继承与创新是书法的一币两面,不可分割。没有继承的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缺乏创新的继承也只能是邯郸学步亦步亦趋,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传统派”的无所作为和“现代派”的最终沉寂就是最好的明证。

  妍美流畅,雍正典雅的二王书法,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魏晋以降的书法家莫不从中取法,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代人学习二王,本无可厚非。然问题是“二王”绝非传统的全部,当下这种“一刀切”、“一窝蜂”式的学习创作“二王”一路书法的方法尽管有有利的一面,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不容回避。更何况当下书人对“二王”书法的追摹大多都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很少从精神文化层面上来加以对待。点画结构惟妙惟肖,裁剪拼贴无所不用,作的更多都是表面文章,注重的大多是表面上的包装。包装的目的是入选获奖,求得一纸会员证,然后走穴赚钱,安身立命。这从掌握一项生存技能的角度而言,似乎无可厚非。但从艺术的角度而言,千人一面的“展览体”二王行草相比于之前的“流行书风”而言,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如果照此发展,中国书法的未来前景依然十分渺茫。

  书法讲求“技道相生”,“技”与“道”不可分割。技术通过训练即可达到,而“道”却要通过读书、游历、思考、研究去不断修炼和领悟。技术与金钱的关系最为直接,有技术,即可不同程度获得金钱。但“道”却似乎与金钱关系不大,儒释道三大教的创始人和历史上那些诸子百家、博学鸿儒,有哪些是奔着金钱而去的?!又有哪些是像当今的某些人那样动辄身价百万、千万、亿万的?!反倒是当下那些把持书坛话语权者将自己并不过硬的书法“技术”作为捞取名利的工具,利用各种便利条件,赚得钵满盆溢依然名缰利锁,欲壑难填。

  因此,我认为,当下书坛二王书风的泛滥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世俗之所好,在权利和金钱的左右下,书法人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艺术精神,让艺术创作本身背离艺术创作的应有轨道,成为了权利和金钱的附庸。这种风气是和当下的社会风气一脉相承互为表里的,金钱至上,名位当先,缺乏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感。越来越多的国展冲刺班和展览,其商业气氛越来越浓厚,目的越来越明确,直奔金钱和名位而去。制作成风,假古董、伪“二王”泛滥成灾。


美术报 书法 00027 当下书坛“二王书风”泛滥意味着什么 2016-08-06 12922611 2 2016年08月06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