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劲，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美术学院当时还是“浙江美术学院”时期，我有幸考入，成为第一届美术教育系的学生。

　　美丽的西子湖畔陶冶了我的生活情操，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节奏催人奋发。每天晚上在图书馆看书，闭馆后回寝室继续，10点熄灯后还要点蜡烛苦读半小时。当时我们自己组织了一些课外兴趣小组，星期天是出去写生的大好时机，要么画水彩，要么画速写。

　　我们的第一任系主任是夏子颐老师，他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老人，带着一口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原籍浙江乐清，早年从事版画，有《闻一多》等优秀作品问世，担任过附中的校长。他是我们的国画花鸟教师，其作品笔墨率直简练，风格概括大器。而我考入美院之前就非常喜欢国画，我给他看了我的一些国画人物写生和花鸟创作作品，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和鼓励。之后，我有国画问题就经常去请教，他也总是孜孜不倦地跟我谈他的一些观点，比如“骨法用笔”——线条的意义等，使我受益匪浅，我的毕业创作选择之一就是国画，还得了优秀成绩。毕业之后，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介绍和评论文章，发表在有关的报刊杂志上，遗憾的是这位老人在2000年仙逝了。

　　我们的第二任系主任是吴德隆老师，1984年从工艺系调入。吴老师的头发稀少，前额光光的，很有学者风度，喜欢跳舞，讲话诙谐有趣。他本人是教授水彩画专业的，讲课非常好，每次看作品总是肯定优点为主，循循善诱，由此使我对水彩这一画种产生了感情。记得他带我们去新安江写生，我画了一幅以浅绿柳树为主体、以墨绿江水作背景的作品，得到了他的表扬，使我画水彩的热情高涨。他留给我一句永生难忘的话：“水彩是画坛的皇后”，于是从那时起改变了我的专业方向，使我终身从事了水彩画的教学、创作和研究。毕业之后我还常去拜访，向他请教。讲起来，我获过两次全国美展的水彩画金奖，都与他的指导分不开。每当我有困惑总愿意向他倾诉，而每次都会得到他的宽慰和指点，解除内心的疙瘩。看到我的成绩，他会说，“对你，我没看走眼!”

　　由于是首届，在国内的美术院校也是首创，当时师资配备不是很齐全，但“因祸得福”，中国美术学院许多有名的教师都给我们授过课。比如全山石、舒传曦、宋忠元、顾生岳、赵宗藻等著名老师，他们的教学总是非常认真，修养极高。通过他们的授课，最大的收获是提高了我的审美眼光，奠定了我学业发展的基础。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加上我们这届同学都是大龄入学，很用功。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绘画都十分有兴趣，绘画功底好，当年我们毕业作品在学院的展览时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在我的周边，到处是名人，久闻大名的画家随时可以遇见。刚入学时，一次在食堂排队打饭，一位个子偏矮的年轻老师在我前面，后面的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他就是冯远。真是貌不惊人！与他画的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巨篇连环画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了。而在食堂饭桌的就餐时光就是我们各种时髦信息和话题的八卦会。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潮大碰撞，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我常去刘国辉的寓所，实在太小了，一间屋被分割成了两间，外边支了个桌案画画，墙上钉满了一只只信封。我不解地问，他幽默地说“都是我的欠账单”。而去拜访李震坚先生时，他很认真地说，“国画线条要笔笔中锋”。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那时学校鼓励我们多搞创作，年轻老师都分配了工作室，我与唐勇力的工作室紧挨着。也常去串门，一张高低铺的床，上铺堆满了各种画册，其中有一套《中国美术全集》十分抢眼。他真用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室中。回想起来，他有今天的成绩和影响，理所当然。

　　岁月无情，一晃就到了耳顺之年，但对这所有“艺术家摇篮”之称的学院，我怀有深深的热爱之情。就读美院时的生活，总是挥抹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