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古今任何之学，不仅在其所提出的纲领，更在配合其纲领所倡导的“怎样做人”的价值观和“怎样做事”的创新观。国学儒家的纲领是“仁”，价值观和创新观则分别是“行己有耻”和“博学于文”。

　　在儒学和反儒学的典籍中，我们常可见到情、人欲、私心、童心等字眼，所指的都是先天而来的人性；又可见到克己、毋我、礼、天理等字眼，所指的都是后天修炼的人格。人性为己、为私，主真而斥伪，人格为人、为公，主善而斥恶。儒学以“天下为公”为仁，故以“行己有耻”为价值观，为自己谋利益是可耻的，为别人、为社会谋利益才是光荣的，甚至有时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为别人、为社会谋利益。这就需要节制人性。所以说人格高尚者，人性往往有所约束。但人性本无善恶，却包涵了可以为善的天使，和可以为恶的魔鬼，所以“克己复礼”、“发乎情止乎礼”，就是要求我们用人格来克制心中的魔鬼，而携手天使。但魔鬼和天使只有一步之遥，为了加强对心魔的压制，发展而为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便把天使也扼杀了。这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于是又有阳明心学倡导“良知”，解救人性中的天使。发展而为王学末流的李贽，干脆提出“人欲即天理”，倡导“童心”、“私心”，认为一个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的快活，“只知为人，不知为己，虽尧舜等同尘垢，夷齐等同粃糠”。袁中郎进而认为应该“恬不知耻”地谋求个人的快活，虽“破国亡家不与”。这就像《水浒传》中揭开了伏魔殿的封条，在解放天使性灵的同时，也放纵了魔鬼的邪恶。一时“士风大坏”、“文人无行”，出卖恩人、卖国求荣的现象在风雅诗书场中屡见不鲜，反是偏伍阎闾之徒，“素不闻诗书之训，能激昂大义，蹈死不顾”。所以说人性真率者，人格一定有所欠缺。“上流无用，下流无耻”，“礼失而求诸野”，顾炎武只能把“天下兴亡”的担当，寄望于“匹夫之贱”了。

　　“博学于文”的文，指事物的文理规矩，天下三百六十行，“术业有专攻”，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它的规矩来做、来创新。这个规矩，是由前代的大智大慧者所实践、总结出来的，所以，后人的创新就应该“见贤思齐”、“述而不作”。《考工记》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苏轼则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总之，“太阳之下无新事”，一切事情的做法，前贤都已经总结出来了，你只要照着做就是，不需要另想新法。当然，这样的认识，虽然保证了创新不会创坏，却容易束缚做事者的创造个性。何况，太阳之下，还有新的事物不断地涌现出来，恪守前人的法则无疑是无法应付过来的。所以，从明中叶开始，伴随着价值观的人性和个性的解放，创新观上也开始了对“博学于文”的反拨，而更倾向于“变其音节”。尤其在文学艺术上，“无法而法，我用我法”更成为创新的主流。以绘画而论，由唐宋恪守“画之本法”，以形体为第一要义的画家画，一变而为讲求“画外功夫”，不求形似而以笔墨为第一要义的文人画。对这一现象，李日华、顾炎武等恪守儒学正统的学者坚决表示反对，认为“古法亡矣”、“真功实能之迹尽充下驷，此亦千古不平之案”。

　　其实，就价值观而论，人既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的人，用人格去扼杀人性固然不可，用人性去颠覆人格危害更大，所以“发乎情止乎礼”的“行己有耻”肯定是可取的，而“人欲即是天理”的“恬不知耻”则是不可取的。但就创新观而论，尤其是文化艺术的创新，“术业专攻”、“博学于文”的循规蹈矩虽可能束缚创新者的个性，却可以保证创新的不会创坏；而“我用我法”、“变其音节”的不主故常虽可以解放创新者的个性，却也可能导致创新的“荒谬绝伦”。所以，两种创新观各有利弊，不应互相否定，而应该并行不悖，互为针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