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东亚博物馆面临被关停或合并的命运，无疑对于东亚文化艺术研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如何降低或者转换经济收缩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影响呢？

　　邵彦说，“其实东亚博物馆藏品的公布和研究方面，之前国内得到的信息也不多。这个事件不管结果如何，倒是引起中国人对它的关注，也是坏事变好事。不论关停还是合并，只要新馆态度开放，愿意公布藏品或者公开研究信息，经过资源整理向全世界开放，同样可以提供研究，所以也不需要存在异议。”她进一步提出：“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这些藏品为公众、为学术服务，比如说中瑞合作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出版、建立网络数据库、办特展，甚至请到中国来展出，等等。通过这些工作可以抵消由于西方经济收缩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她接着说：“也许我们的学者可以向中国政府或私企呼吁建立一个海外中国学或者中国文化艺术研究基金会来支持面临困难的海外博物馆研究或运营，就像办孔子学院那样，用这种方式经济支持，进入到西方已有的中国学的架构，能起到孔子学院起不到的作用，这倒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长久的办法。”她还提到：“具体到博物馆关停并转造成的专家资源（研究员岗位）流失，也可以考虑设立中资基金特别资助的研究员或策展人和访问学者职位。这些年韩国政府和财团在西方博物馆就有这样的做法，比如我担任过访问学者的大都会博物馆东亚部，就有韩资设立的策展人和访问学者职位。有策展人在那里工作，就会争取让博物馆日常购买中包括一些韩国艺术品，并吸引捐助人的兴趣。访问学者则帮助策展人整理、研究藏品以及筹备展览。这些财力投入其实不多，但是对于提升韩国传统文化在馆内的地位，扩大其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做法是很值得中国借鉴的。”

　　她还提到，“我们要深化学习认识‘一带一路’构想，作为大国国民，我们也要有全局的胸怀和眼光。现在中国已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一带一路’更是重塑世界格局的大手笔，会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中国带来长远的利益，那么慢慢地，欧洲尤其是北欧可能会相对边缘化。像瑞典，诺基亚不行了，沃尔沃也卖给中国民企了，政府的税收可能会减少。它的政府也要适应过紧日子的新生活，做出一些调整，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类似的事情以后恐怕还会有。西方私人收藏的艺术品回流中国，我们就很高兴，公立收藏要关停我们就不开心，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都反映了一个大的趋势。我们能做的，不是阻止这个趋势，而是想办法把变化中的消极影响减小，把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衔接起来。”